排除柯辦自導自演遭竊聽對象恐為張景森

2014-11-12 10:24

林瑋豐

《壹週刊》報導，柯文哲辦公室疑遭竊聽案，檢警專案小組初步已排除是柯辦自導自演，而竊聽對象也可能是鎖定柯辦政策總監張景森，而非柯本人。（資料照片，林韶安攝）

今天（12日）出刊的《壹週刊》報導，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辦公室疑遭竊聽案，檢警專案小組初步已排除是柯辦自導自演，而竊聽對象也可能是鎖定柯辦政策總監張景森，而非柯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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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報導，檢警比對採集指紋後，初步排除柯辦人員涉案可能，而且其實柯文哲本人不常去位於建國南路的政策辦公室，竊聽對象疑似是張景森。

柯文哲12日上午受訪時表示，張景森政策總監，負責找人來訂柯P新政，竊聽對象若為張，不無可能。而竊聽並非針對柯文哲本人，柯文哲也笑說「就像MG149都不是傳我，都傳我的助理一樣。」

不過目前也傳出，竊聽案可能無法在選前破案，柯文哲先是淡定地說，司法是國家最後一道防線，應該維持平常心。

不過柯文哲隨即話鋒一轉，發表對司法的看法。他說，「這個國家司法還沒完全獨立，一個文明的國家按照程序該辦就辦，不必受選舉、政治的干擾。」柯文哲說，竊聽案目前只知不是自導自演，其他不做過多猜測，警方覺得應該怎麼做就怎麼去做，只是不要因選前怕干擾不想辦，就等選後再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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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員李復甸在任時，監察院通過了他的提案，糾正檢方起訴時求刑的習慣。當時法務部覆函表示檢方將停止求刑的作法。李委員卸任之後，恢復了法學教授的身分，又看到檢察官起訴的同時仍有具體求刑的行為，為文重申前旨，這回法務部竟然召開記者會表示檢方要全面回復求刑的作為。俗話說不怕官只怕管，似乎得到了驗證。李教授為此而感嘆人心不古事小，法治國家的無罪推定原則又走了回頭路事大。李教授一篇鴻文，驚動法務部召開記者會回應，可見此中事涉非輕；關心司法改革的有識之士，不該默爾而息。所謂求刑，是說檢察官在起訴的時候向法院表示法院應該如何量刑的看法。李教授認為量刑屬於法官的審判職權，不容檢方僭越。法務部的說法，則是刑事訴訟法沒有禁止檢方求刑，檢方當然可以求刑。求刑的舉動，其實檢方非自今日始，也未必每案為之。通常會進行求刑的案件，是在檢方主張被告惡性重大或是有特殊值得憫恕的事由時為之，有時也是用來爭取媒體版面注目的手段。行之多年的作法，忽然有監察委員加以質疑，有的檢察官可能覺得突兀，有的檢察官可能覺得委屈，殊不知此中確有昔日司法文化積非成是，習焉不察的問題存在。理則學上列出經常發生的邏輯誤謬，有項誤謬稱為「套問」。最常見的舉例是，警察偵訊時，開口就問：「你是不是把偷來的東西藏起來了？」被訊問者不論回答為「是」或「不是」，都等於承認偷了東西。這就是標準的套問。正確的問法是要先問：「你有偷東西嗎？」如果回答是「有」，才能再問有没有將贜物藏起、藏在哪裡。如果答案是沒有偷東西，就没有再問東西藏在哪理的道理。法庭上對於證人進行交互詰問時，一樣不能從事套問。一旦出現套問，對方的律師可以請求法官加以阻止；法官也一定會加以阻止。刑事訴訟法也並無明文規定禁止套問，但不能因此得出檢方可以套問的結論。被告不承認犯罪而檢方卻在起訴的同時求刑，就與套問的陷阱異曲而同工；因為求刑的討論，會不可避免地改變了被告無罪的假設，自動接受被告有罪的前提，當然伴隨著侵蝕無罪推定原則的效果。檢方起訴被告時，當然是已認定被告有罪，但是就像檢方不能在法庭上對被告進行套問一樣，檢方也該避免利用求刑來動搖法官無罪推定的假設。問題不在檢方主張罪狀的輕重，而是在於無罪推定原則的信守。檢方起訴的罪名已可決定罪狀的輕重（例如用「故意殺人」還是「過失殺人」起訴，就已顯示出罪狀的輕重），不在起訴時求刑是為了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正確理解刑事訴訟法關於無罪推定原則的規定，就可從中得出非議檢方於起訴時求刑的結論。換一個方式來說，刑事訴訟嚴格區分論罪與量刑的先後順序，將之看成兩種不可並行的程序，與檢方可否在起訴的同時求刑，其實是性質相同而道理互通的問題。此中道理也很簡單，量刑，是定罪之後的流程，還沒有定罪就要談量刑問題，不是假設有罪是什麼？起訴，必先論罪，求刑，談的則是量刑問題，在起訴的階段，還沒有定罪就談量刑，當然是違背無罪推定原則的程序。在陪審團審判的世界裡，要先由陪審團做出有罪還是無罪的決定，若是判定有罪才由法官量刑。檢方起訴時，連定罪都還沒有把握，怎麼可以跳過定罪的階段去討論如何量刑？此中的癥結所在其實不是法系的差異，而是對於無罪推定原則的堅持程度。只要想想被告的處境，也可以了解為什麼法院不該同意檢方在論罪階段辯論量刑的問題。不論檢方用多重的罪名起訴被告，被告都可以提出無罪抗辯；但是一旦開始討論量刑問題（譬如檢方主張判處死刑而非徒刑），答辯無罪的被告會立刻陷入兩難，或者對於檢方的求刑置之不理，任由對方強調為什麼輕刑並不足夠而應處以重刑，放棄進入其所設定的戰場，或者是與之討論「即使假設該罰，也不該重罰」的道理，但是每一秒鐘都似乎處在已經承認有罪的局面。迫使被告進入這樣的兩難情境，可能正是檢方樂於求刑以便討論量刑問題的緣故所在。檢方利用求刑而在論罪階段討論量刑問題，是一種欲討勝訴便宜的不公平手段，犠牲的則是建立在無罪推定原則之上的正當法律程序。願意遵守公平訴訟攻防規則的檢方，本來應該不屑為之才對。可是積非成是的結果，竟是不知正當法律程序為何的振振有辭。因此，求刑應該和套問一樣，一旦被檢方在起訴中使用而有辯方提出抗議，法院就該加以制止。有的法官也許自信公正，不會為檢方的手法所惑，所以認為制不制止也無所謂。然而審判公正，不只是在法官心中，而且應讓旁觀者看得到。懂得制止套問的法官一定不會為套問所惑，但是一定要加以制止，就是要讓公平看得見。同理，也該制止檢方在起訴時求刑。這事本是司法改革的一個題目，看來不甚起眼，卻是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不可退讓的地方。更為徹底的辦法，就是修正刑事訴訟法，明白將論罪的辯論程序，與量刑的辯論程序分開。只有在法院認定有罪之後，才進行量刑論辯。追求司法改革，有心建立足夠周延的刑事訴訟正當程序，就不會遷就所謂的方便與效率，犠牲無罪推定的基本原則所要求的程序公平。現在司法院正在推動試行觀審制度，因為要加入民間的觀審員參與審判，勢必採取起訴狀一本制度與集中審理程序，這其實也將使得檢方在起訴時求刑的舉動，失去意義。如果法務部在求刑一事上執意要走回頭路，開司法改革的倒車，那麼，司法院、還有刑事法庭中堅持無罪推定原則做為訴訟防衛權基石的法官，就應該發揮撥亂反正的力量而加以制止。畢竟台灣追求刑事訴訟的公平正義，只能向前，不容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