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汪精衛被剝奪了民族主義的代表權，不是因為他沒有民族主義，而是在於他戰敗了，而且還敗得非常徹底。蔣中正領導抗日，看在反日多於反西方的中國人眼中，自然是代表民族主義的。然而中國想要戰勝日本，則需要來自西方強權的援助。這意味著在彰顯反日民族主義的同時，蔣中正必須要壓抑另外一批反西方的中國人的民族主義。
《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Out of China: How the Chinese Ended the Era of Western Domination）一書作者畢可思（Robert Bickers）如此形容抗戰爆發初期，在上海襲擊親日人士的重慶地下工作人員：「雖然國民政府的『特勤』單位拿著炸彈和刀槍約束自家國民，但他們並沒有攻擊、挑戰公共租借政府當局。」
深信大亞洲主義的孫中山，晚年曾致力於推動中華民族與大和民族共同反對西方殖民主義。關於這點，可以從孫中山1924年11月28日在神戶的演說中詢問日本人要當「西方霸道的鷹犬」還是「東方王道的干城」看出端倪。當然站在支持抗戰的中國人，會認為日本做出侵略中國的選擇，就是已經當上了「西方霸道的鷹犬」。
不過日本侵略中國，顯然不是受到西方國家所指使，以此類推二戰的日本當上「西方霸道的鷹犬」，其實是沒有什麼邏輯可言的。日本雖然有納粹德國與法西斯義大利等同樣來自西方文明的盟友，但是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並沒有要求日軍進佔中國。至於日本與英美的關係，則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就開始走向惡化，更不可能聽命於倫敦或華府。
日本帝國充其量就是「東方霸道文化的頭頭」，既不屬於西方也稱不上是任何強權的「鷹犬」。但是看在優先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的中國人眼中，日本卻絕對是「東方王道的干城」。畢可思進一步指出：「國民黨嘴上依舊反對帝國主義和『不平等條約』，但收回外國租借特權仍懸而未解。民族主義的說詞反而被日本人偷走，尤其是漢奸和日本代理人頻頻攻擊『英美霸權』。」
從這個角度出發，汪精衛真的是100%的民族主義者，這也是為什麼其政權成立時，仍能得到大量軍民支持的一大關鍵原因，即便短短不到三年前，日軍才在他的首都南京殺了20萬的中國人。公共租界與駐外法權等西方國家加諸於中國身上的不平等待遇，並沒有對日抗戰的爆發而結束。一些長年遭受歐美人士欺壓的中國人，自然會將日本視為「爛蘋果當中那個比較不爛」的那一個看待。
然而即便是這些反西方的中國人，也沒有辦法否認日軍對待佔領區中國人的態度遠比歐美人士還要惡劣，絲毫沒有真的把中國人視為「兄弟之邦」看待。這讓親日的中國人感到非常苦惱，仿佛蔣中正與毛澤東對他們「漢奸」的攻擊都是有道理可言的。所以早年追隨孫中山革命的汪精衛願意出山，重新打起中國國民黨的旗號成立親日政權，對他們而言自然是一種政治上的解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