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審慎考慮，我決定參選台中市中西東南區立法委員補選。
自太陽花學運開始，至此次九合一選舉結束，我們應該清晰地看到，台灣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我僅將其稱為民主2.0時代。在這個新時代中，權力不再來源於世家，不再來源於派系，也不再來源於僵化的所謂藍綠分野。台灣未來的政治語言將會是相信，相信的力量其實始終存在於台灣，但從今以後，這個力量將超越藍綠，超越激情，建立在自主和理性的精神之上，這是我參選的動力來源，勝選的信心來源。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結束在美國舊金山的學業之後，搭上華航班機，來到台灣，開始了我自此十幾年的「台灣人」生涯。
台灣，對於任何一個大陸人來說都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在我童年，文革時期，台灣是寶島，但也是需要去「解放」的寶島。我們那時被灌輸的概念是所有專制國家同樣簡單的概念，那就是，「我們的國家是最好的，我們的領袖是最偉大的，我們的敵人是最邪惡的，我們的敵人統治下的人民是最不幸的。」後來知道，台灣當年對人民的教育也是一樣，我確信黨年的納粹德國、今天的金氏北韓也都一樣。
但當年中國的敵人可不止蔣介石，還有赫魯曉夫、勃烈日涅夫；還有尼克森、卡特；但台灣和美國，和蘇聯還是有不同待遇，台灣是寶島，台灣人民是同胞，台灣有美麗的阿里山、日月潭；而我們不需要去愛美國和蘇聯人民，沒有被教育去嚮往洛磯山、伏爾加河。我們每次提到台灣，哪怕是說「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也必定是充滿柔情。台灣，對於中國人一直是一個神秘、美麗、遙遠不可達的童話地方。
但當然，除了文革時期赤裸裸的欺騙宣傳，說是苦難的台灣人民在蔣匪的殘暴統治之下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之外，那段時間關於台灣的資訊極少。我還記得，八零年代初，那是個什麼都在變，越來越開放的時代，連電視新聞也從三十分鐘制式八股，變成六十分鐘相對活潑再加上國際新聞的節目，即使如此，關於台灣的新聞也是絕無僅有。但某一天開始，中央台的新聞聯播結束時的各地天氣預報決定增加了一個城市，叫做臺北。當人們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聽到「臺北」的播報時，應該都是屏氣凝神的，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十來歲時所看到的那個畫面，那是一個巨大的紅色中國式建築，矗立在半山。多年後，我知道了那是圓山飯店，再多年後，我親身踏足進入了那個富麗堂皇的大廳，甚至在那家飯店住了整整一個月，至今，那裡的一樓大廳後端氣派非凡的三層步梯後面藏著的一家麵點餐廳，仍然是我在臺北最愛去的午餐地點之一。
圓山飯店的畫面作為台灣的具象映在我腦中之後幾年，台灣電影《汪洋中的一條船》獲准在大陸上映，應該是在一九八四年前後吧，我還是個初中生，坐在電影院裡看著當時並不認識的秦漢所飾演的從未聽說過的鄭豐喜的勵志故事，目不轉睛盯著電影畫面帶到的台灣的面貌，台灣人的面貌，故事反而沒那麼注意。台灣，這個過去遙遠、神秘的地方變得真實，而且與我們過去所想像的和被要求想像的樣子都不一樣。
記得學運期間，接觸到很多國外來的記者，通過這些記者可以瞭解到很多國外的事情。這時的中國已經開放十年，但資訊流入的管道仍然有限，而且被政府嚴格監控。我們宛如透過窗縫看著外面的世界，用想像力把零落、片段甚至扭曲的畫面重組，形成我們的世界觀，每天可以接觸很多國外來的人，跟他們談到我們關心的事情，這是學運期間我們這些「學運領袖」才有的一個非常令人羨慕的殊榮。這些外國記者之中最多的是香港人，但往往令我們更感好奇的是不多的幾位台灣記者，他們也許不像香港記者那麼積極、那麼興奮；但似乎更安穩也更能理解我們的渴望。我還記得在那時認識了後來成為台灣電視媒體紅人的鄭弘儀。
這時，我們已經知道台灣是一個民主的、自由的、富足的地方，那裡的人民比我們幸福得多，但當然，這個時候，我們早已經知道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比我們自由、富足而幸福。只是這台灣人的幸福卻因為我們從小被培養出來的同胞觀念依然存在，而變得那麼直接，可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羨慕甚至嫉妒在裡面吧，算不算是嚮往呢？沒那麼簡單，但想要知道更多，想要瞭解更多卻是絕對的；當然，也會不切實際地幻想有朝一日能夠到那裡。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我以民運人士身份受邀第一次踏上臺灣，參訪一個月，從此與這裡結下極深的緣份。之後的六年，我每年至少在台灣一個月，有時長達兩三個月，並在美國與一位台灣女生交往，九四年與她結婚，九六年終於決定到這裡生活，從那時至今超過十八年。
從一九九〇年第一次踏上台灣的土地時，我曾目睹台灣仍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狀態下監控媒體，還只有三家電視台，白天與宋楚瑜會面，我所有不客氣的言辭，到了晚上新聞播出時居然都被「美化」。我還曾親眼目睹在台灣學運的促成下，國是會議的召開、萬年國會的終結；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有線電視在台灣從非法的「第四台」到全面合法且遍地開花幾十個電視台；九四年歷經極其對立的族群選舉之後，陳水扁以「快樂、新希望」為口號當選台北市長；我曾目睹新黨的成立，甚至在召開記者會的那一天還在趙少康辦公室與他會面，也曾目睹新黨的由盛而衰；當然，在取得台灣戶籍之後，更第一次投票，親身參與了兩千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台灣迎來政黨輪替的那次大選。九八年開始，我在台灣媒體以政治評論人的身份亮相，及至二零零四年，更親身參與了孤挺花學運，與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產生了更直接的關係。
今年年初，我走上被佔領的立法院主席台，從陳為廷手中接過麥克風，對著彷彿二十多年前自己的那些年輕人，充滿激情的高呼：「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是光榮的！」
其它的大陸民運人士及流亡者對我都有一分羨慕，那就是我可以住在臺灣，同文同種帶來生活的便利以及飲食購物的舒適自不在話下，但這還不是我被羨慕的原因。我的這些流亡夥伴大多都有堅定的性格，外在環境不是他們最在乎的東西，而且很多流亡者都能夠在語言文化各方面充分融入他們所在的不同文不同種社會，生活在異國並不致給他們帶來不便不適；他們對我的羨慕是另一個層面的：他們羨慕我在流亡的狀態之下又有了一個自己的國家。
我在臺灣有了家庭，成了「臺灣女婿」，但這並不必然給我帶來歸屬感。初來時，我享受著太太家人完全接納給我帶來的溫馨，彌補一些我對遠在新疆無法見面的家人的思念；沉浸在臺灣人的熱情中；享受著臺灣的現代文明；實踐著臺灣的自由；如饑似渴地學習臺灣在民主化轉型過程中的寶貴經驗；說實話，當然喜歡臺灣，但，是以外人的身份喜歡著，羨慕著臺灣。
因為喜歡，自然關心，而進一步就有了承擔。尤其我的兩個孩子在臺灣出生、成長，我不僅是「臺灣女婿」，也是「臺灣之子的爸爸」，從關心教育，關心治安，到進一步關心政治，都不再僅僅是以外人的身份。一九九八年，我開始在臺中全國廣播主持談話性節目，在call in聽眾的鼓勵和帶動之下，那些過去以外人身份小聲謹慎表達的「觀察、想法」慢慢轉化成為在地的大聲疾呼的「意見、批判」。這節目被熱烈的接受了，我的臺灣人身份被平靜地接受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取得了臺灣身份證，開始納稅、投票，對自己的臺灣人身份也已經能夠完全從容以對了，流亡者特有的一種焦慮還在，但另一種踩在自己家鄉土地上的篤定也在同時慢慢滋生。正是這種篤定，讓我承擔起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以關心自己國家的出發點，在報刊、廣播、電視毫不保留地表達我對政府、對政黨、對政治人物、對媒體甚至對臺灣選民的嚴肅批判，到了二〇〇四年，我更直接投身到中正紀念堂廣場的學生運動，在凱達格蘭大道跟臺灣人民一起，投身到公民運動中！
我自認我的初衷是正直的，我的立場是客觀的，但當然任何意見表達出來，聽到的人的感受都會見仁見智。對我所表達的意見，臺灣社會有相當的肯定，同時不以為然者也必定大有人在，也許是政治立場的不同，也許是看到了我自己看不到的盲點，我對於這些指教也都能虛心檢討，而最令我感動的是無論多麼對立，我「是不是一個臺灣人」從來不是問題。
我的流亡夥伴們羨慕的正是臺灣接受了我成為完整的臺灣社會一份子。而今，我從容、篤定、倍感光榮地接受這個身份，並深懷感激。
這十八年，台灣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稱羨，但今天的台灣也面臨著空前的挑戰，而我們的挑戰中既有契機，也有威脅，赤裸裸的以及隱晦的威脅，而這挑戰主要來自於中國大陸，這個我出生的地方。如何面對這個挑戰，是所有台灣人共同的課題。
我深信對於台灣的深厚情感是台灣最重要的力量源泉。作為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人士，我對於台灣這個地方的深厚情感，甚至勝過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因為我深知我的愛是超越人親土親的格局，我曾誓言，如果中共武力侵犯，我這個非暴力主義者，願意拿起槍，捍衛這裡每一吋自由的土地；而這樣的情感，我們今天已經無法期待功利算計，只在意權力利益的朝野政黨了！
我深信，深化民主是面對這挑戰的不二法門。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我對於民主價值的堅持，對於這體制變革的研究，對於台灣問題的思考，過去多年不斷深化，也曾以各種文字語言，在華文及世界各種媒體平台，備受檢驗；這樣的堅持，我們今天也無法期待深陷於自身泥淖的朝野政黨了！
我深信，面對這挑戰的對手，保持堅定冷靜，並知己知彼是必備條件。作為一個多年的抗爭者，我深知勇敢的價值；面對中共這個強大的對手，我深知充分瞭解這對手的重要性；而這些，我們也不能期待貪婪怯懦、民粹狹隘的朝野政黨了！
我們只能期待自己，而我願意承擔著選民的期待，進入國會，成為這個時代的開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