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怕的一種失敗，是不知為何而敗，這是國民黨當前的處境，但最難堪的應該是馬政府中的政治學者、即將辭去閣揆的江宜樺，他該如何從學理來看待自己這一場政治實踐呢?事實上，江宜樺的成敗，足以作為後代讀書人思索政治進退的一面借鏡。
從無選舉經驗，卻受總統馬英九重用，一路從研考會主委到最大部會的內政部長，最後到一閣之首，但這一次國民黨大敗，江宜樺終於成為祭品，為敗選負責下台。
政治上的起起落落實屬常態，學者也同樣可進退有節，但江宜樺這一場，實在很難不被視為是一場悲劇。對一個知識分子而言，可悲的並非失去大權，甚至，無法回到台大、重返學術重鎮，可能也不是最難忍的，即使處處都有政治系學弟妹、甚至昔日學生冷嘲熱諷，都還可以視而不見；最痛苦的也許是，內閣這一行究竟成就了什麼事?或者，如果從事後之明的角度看，入閣這一遭其實是個犧牲的話，這樣的犧牲值得嗎?
最貼切的還是江宜樺的妻子李淑珍、觀察太陽花學運後那番話，「我忽然悲從中來。外子辛苦六年、忍辱負重，換來的是年輕人對馬政府的深惡痛絕。」
知識分子從政，只要有更高遠的目標，忍辱或犧牲其實是無所謂的，如果是馬基維利的信徒，可以「我愛我的國家勝於我的靈魂」告慰，或者，相信韋伯的人，責任倫理總要考量目的與手段之間的緊張關係，不然，如美國政治哲學家麥可．瓦瑟(Michael Walzer)的「黑手政治學」，政治行動者追求政治理想時，很難避開道德兩難，解決兩難的唯一途徑是，行動者最後必須付出代價，不論這是生命的還是靈魂的代價。
如果以江宜樺為理想型，則馬政府或江內閣中的知識分子，他們所面對的處境是，即使願意以火焚身犧牲也一無所獲，馬政府常常將施政問題歸咎於與媒體或民眾溝通不良，年輕人狂潮般一面倒反政府，更被視為是民粹的網路現象，問題是，如果這些年輕人有一天真的願意好好聽馬政府講話，馬政府能告訴他們什麼遠大的目標?江內閣的操守持節都中規中矩，問題是，這些都是理所當為，而不是能振奮人心的共同理想。
更大的問題也許是，馬英九執政這8年，台灣也經歷一場無聲的典範轉移，年輕世代其實是更進步的世代，他們重視經濟公平、性別平權，土地正義，他們認為，無論是什麼崇高的目的，個人不該為了抽象的集體概念犧牲付代價；上一代也許相信這些理想，但他們願意等；年輕世代則認為，遲遲無法實現的承諾，同樣也是不正義；仍以傳統經濟發展理念為遺緒的馬政府，當然渾然不知如何和進步世代共處。
江宜樺並非完全不認識這樣的理念，他曾經研究漢娜鄂蘭的參與式民主理念，「要賦予每個公民去成為政府事務的參與者之權利，去行動以被觀看的權利」；鄂蘭認為「權力」並非一種執政手段，而是人們一起行動時「在他們之間湧現的事物」，傳統政治學也許覺得這是不切實際，但年輕世代卻自然而然在實踐這樣的理念。最可惜的是，江宜樺也許認識這樣的理念，卻認為這是高度美學化，不見得能落實到這個世界。
這是一場悲劇，無論是浪費了江宜樺!還是浪費了江宜樺深研的政治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