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春，廣東國保在審訊我時，曾對我發出威脅：如果我不認罪接受緩刑，堅持要坐牢，我的兒子就上不了小學，女兒也會被安排到很遠的初中，將來她讀高中時，會被電腦派位到農村中學，讓她讀不上大學。對他們的威脅，我是完全相信的。我知道這個特務機構的做事規則和過往紀錄。在未被關押狀態下，我曾為解除特務對我兒女的人身威脅，並為抗議汕頭員警開槍射殺數名保衛土地的無辜農民、捍衛《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的新聞自由等事，而於2006年2月8日在中南海國務院門口絕食。但是，在囚禁中，我無事可為。2007年11月中，我在天河區法院被宣佈判刑五年，臨走前，我轉身問旁聽的妻子：兒子上學了嗎？妻子回答：沒有，他們不讓。回到廣州市第三看守所監室裡，當晚，我輾轉反側，幾乎通宵未眠。數日後，同倉一名已判的、五十多歲的經濟犯突然問我：老楊，你的頭髮怎麼白了一片？我不大相信，監室裡沒有鏡子，我只好讓其他幾位在押者看看，眾人異口同聲。由此我才相信：伍子胥過昭關——一夜白頭的故事，發生在了我身上。
我曾把兒子被阻止上學的事講給那位五十多歲的經濟犯聽，他先是搖頭：什麼年代了，怎麼可能還有這種事？！我一一道來，一一解釋，他出於對我的人品的一貫認同，終於相信事情是真的。這位一九六零年代曾因家中地主成分飽受欺壓的經濟犯，突然蹲到地上，雙手捂臉，無聲地抽泣起來。不讓我的兒子讀書，我沒有哭，他卻哭了。我沒有哭，可我的心一直在滴血。
此後一年間，心中不時有一個聲音提醒我：不能再這麼下去了，不能再這麼毀了兒女一生的前程，得採取行動。這就是我在2008年底通過梅州監獄的探視視窗對妻子提議讓她們母子三人設法出國的原因：讓兒女到一個受教育權不會被破壞和阻撓的自由國家去，無憂無慮地上學讀書，這是為人父母者目前狀況下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在俠義的王女士等人幫助下，我的妻子、女兒和兒子輾轉來到泰國，滯留數月，卻在簽證上遇到了意料之外的麻煩。此時，賓館裡突然住進了數名奇怪的國內來人，妻兒出門時又神秘地差點遭遇車禍。關鍵時刻，令人尊敬的傅希秋牧師和另一名高尚仁慈的英國女基督徒冒著極大的個人風險，引領她們母子三人來到了美國，她們隨後得到了人道的美國政府和人民的接納、幫助。孩子上學讀書之事從此不再成為疑難。
對於危難之際冒個人風險救助我的家人的傅牧師、英國女基督徒和俠義的王女士等人，對於人道的美國政府和人民，對於偉大的基督教會和高尚的基督教徒們，我的心中永懷深深的感激之情，雖沒齒不忘。他們的義舉讓我直接地、深沉地感受到了人類之愛的普遍、無私和崇高，感受到了自由民主文化博大堂正的氣象。這對於我的靈魂也是一種洗禮和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