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飛雄法庭陳述：我的堅守與夢想

一九八四，這是奧威爾的一部名著的名字，也是我切入自由民主運動的時間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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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上海正沉浸在一場前所未有的自由思想「小陽春」裡，是年夏季，開明政治家胡耀邦扭轉此前的極左回流，在作協四大上宣佈政治權力不再干預作家的創作自由，受此激發，上海地區傾向自由的教授、學者和作家們迸發出強烈的政治和思想言說激情，他們像開春躁動的生靈，紛紛走入大學講壇、學術研討會、沙龍、咖啡廳，發出要求思想自由和政治改革的呐喊。仿佛有一隻無形的手牽引著他們相互競賽，比試誰能更新穎、更深刻、更立體的引介西方現代文化思潮，比試誰敢於講出更多的真話，敢於直指反專制爭民主的主題。王若望先生即是其中言論最大膽的自由作家之一。實在的說，這些自由的傳播者及其全國的同道，當時在學術專業性方面或許有所欠缺，但他們的言行透出了一種法國啟蒙運動學者那種無畏而激烈的思想氣質，展示了人類精神品格原初的理想性、純真性和簡單性，這在某種意義上奠定了後來三十年中國自由民主理想主義者的精神基調，我本人可以說就是在這場「小陽春」中獲得啟蒙的，是這些自由的傳播者大膽、開放、多元的言論的受益者。作為哲學專業的求學者，我的知識庫或許稍稍偏重於對中西古典名著中的理論資源的汲取和反芻，但從精神品格和政治傾向的形成上，我是一九八零年代自由精神的產兒。

自傾聽王若望先生演講前後的那段時間開始，我就是各類學術講座政治討論的趕場式的聽眾，也是校園裡帶有青春騷動性質的球迷鬧事、食堂罷餐等事件的現場“圍觀者”。那幾年，人們對後極權統治下的禁錮、壓抑越來越感到難以忍耐，一種越來越強烈的直接行動的政治脈動在青年學生中醞釀，它終於在1986年12月的學潮中爆發，「小陽春」滋養下的上海實際上是那次學潮的中心。我一生中真正投入自主決策：帶有高度風險性質的自由民主運動，是從1986年12月22日的大遊行開始的。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在寬闊的上海人民廣場上，我們一行數人舉著標語，突然面對腳步咚咚地奔湧而來的數千名青年工人時我的心情曾是何等的緊張。1989年波瀾壯闊的全國學潮爆發時，我已是武漢一所大專的教師，同八六學潮時一樣，為了盡義務，也僅僅只是為了盡義務，我做了自己作為一名自由知識份子應該做的直接行動。其後十餘年裡，我間或回到武漢，或徘徊于當年演說時的站位，或回顧某一危急時刻電光火石的一刹那，以及一青年學生突然模仿電影情節高喊「衝啊」引發數百人（或許數千人？）奔跑瞬間造成我們腳下的長江大橋像蛇一般扭動的那令人驚駭的魔幻一幕，心中深深明白：我的一生，業已和那個時代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2005年1月28日，我和範亞峰等人從北京八寶山趙紫陽先生遺體告別儀式上走出。我心情沉痛地懷抱著趙紫陽先生的大幅照片，走在人行道上，對面站著不少員警，回頭向殯儀館方向看去，只見它的外面排著由參加告別儀式的人們匯成的彎彎曲曲的黑色長龍。我問範亞峰：估計有多少人？他略一沉吟，回答：今天加起來，少說也有兩三千人！那段時間我正和範亞峰等人商議如何推動民間的有效聯結。此後數日，我們反復研討，得出一致判斷：不同于1989年悼念胡耀邦先生時公開合法的境況，參加趙紫陽先生遺體告別儀式發生在高壓時代，官方要求每個人憑身份證登記、認證。這猶如一把懸劍，潛含不確定的風險，令許多人望而卻步。即便如此，仍有數千人毅然出席，足以證明人們的道德勇氣正在恢復，民主運動的人氣正在重聚。根據這一微妙的政治浮標所昭示的資訊，我們決意採取大膽、堅決、持續性的行動，嘗試將民主運動升級至新階段。半年內，一種前所未有的政治、法律、思想集群橫空突起。這段頗具象徵性的插曲，見證了維權運動與八九學潮之間有著怎樣的精神血緣聯繫，也見證了行動者是如何與心懷皓皓之白而逝的偉人同命運、與自由精神不滅的永恆的八九一代共風險中汲取力量的。

我們以集群之力，在統治者也表面認同的中性法律區間內，公開、合程式的活動，捍衛公民的人權和政治權利，弘揚自由民主憲政的理念。我們所推動的蔡卓華印刷聖經案、太石村罷免村官案等個案維權和政治實驗，通過互聯網這一加速器、放大器發酵和傳播，引發了公民社會的廣泛同情和立體介入。越來越多的自由民主理想主義者勇敢的站了出來，越來越多孤島般各自為戰的奮鬥者通過參與維權或接力絕食聯結起來，越來越多被侵權的底層反抗者在英雄的維權律師輔助下走上自覺的政治維權道路。四宇光明，八方星聚，匯成浩浩洪流。在多元合力下，中國政治反對運動由曾經被迫的邊緣重回民間公共精神生活的主流，其洶湧澎湃，逐波升級，引發了後極權維穩體系的高度恐懼，嚴酷的打壓隨即而來。

我的激烈絕食曾引起自由陣營的有力回應，在2006年接力絕食運動中起到了某種先導或示範作用。但後來有秉持世俗人文主義立場的朋友向我善意的表示不解：自由民主主義主張人性，承認合理利己主義，你總是絕食，自己把自己弄得很慘，似乎有違人性，意義也不大。由於不願用「大道理」面對面的回應世俗人文主義，我一直未曾正式答覆這一批評。無形之中，絕食日記或者回憶錄已不再續寫，相關的激勵推動亦棄而不為。但臨當必要個人的絕食仍然進行——為什麼？我為什麼絕食？為什麼堅持絕食？從頭至尾，我的答案一直很明確：我絕食，不僅僅是為了向極權體系的政治迫害表達強烈抗議，而且，主要是為了自證——向我自己、向我內心永恆存在的最高神明見證我自己，我是真誠的，是在為純正的自由民主理想而受難，為心田永遠不可玷辱的潔白而擔當。

推源溯流，絕食行為的原初模型是苦行僧的苦行，他們為某種理想而嘗試肉體的極限。現實中我的絕食，是安全的、可控的，絕食過程是尊嚴的，旁觀者的敬重自不待言，最重要的不在於外界反應，而在於內心體驗。

第一次絕食後，我驚奇的發現：過去熟視無睹的牆壁原來是這樣的潔白。浮想中我又頓悟那些虔誠的教徒們心地是何等的聖潔，而被滾滾紅塵纏繞的我也有機會在塵世中擺脫纏繞，走向心靈的聖潔。每次長波段肉體減壓後的清澈洞明的心境，都讓我感到塵世的雜質和內心的雜質已被過濾；我們所追求的結構性、制度性的自由民主理想超越了個人命運，超越了興衰成敗，顯示出超凡脫俗而又駕馭凡俗的「大地上的神性」，值得為此付出，值得將生命沉浸其中。雖然並不是全部如此，但總有那麼一段持續性的美妙時間，我實實在在的感受到：為自由民主而受難的我，正在幸運地分享或映射我內心永恆的神靈，那光明燦爛的影像，正在體驗一種指向極致的純粹精神歡樂。

對於我們短暫而凡俗的生命而言，什麼是永恆？永恆就是這樣的時刻。

我從不主張他人模仿我的長波段絕食，2006年接力絕食運動就要求參加者絕食不超過48小時。但我從不認為，絕食與人性相悖。相反，絕食是和平抗爭的有力手段，是自由民主理想主義者內在力量的表現，是受難擔當的見證。絕食行動內含的人類對宗教情感或宗教般聖潔、至上性精神價值的追求，本是人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所尊崇的個人自由、個人自治主權和人民主權、自由民主政體，自身就內含著人道和自然法意義上的理想性。當這一代人面對著有著罕見的專橫殘暴記錄的極權體系的高壓、政治恐懼症普遍彌漫之際，尤其需要我們通過各種有效手段，有力的、有節制的、審慎的激發我們每個人內心都潛存著的對理想性精神價值的追求，借助由此煥發的強大的內在力量，幫助人們治癒那種表徵著主體萎縮的不自然的、不健康的、有違基本人性的政治恐懼症，走向對個人自由的正常捍衛，對個人政治主權和政治權利的主體伸張。這一切，是可以與有原則的合理利己並行不悖的。

民主運動並不反欲望、反功利、反世俗，那些生命衝力理應得到包容、順應，但必須受到精神力量的規制、駕馭。民主運動是人性的運動，也是道德的運動、理想的運動，它激勵業已覺醒的公民和正在走向覺醒的公民正視每個人所擁有的無限珍貴的精神價值，表現出自由民主理想相稱的主體自覺和道德擔當。這就是我在各種場合一直呼喚主體自覺、呼喚人民主權和個人政治主權、呼喚堂堂正正履行公民政治權利的深層人學動因。至於個人絕食，對我而言，是高度內斂的自我激勵、自我見證方式，是我坐牢的功課之一。每次苦行受難，都讓我的心靈得到了某種淨化。我珍視這種與自由民主理想共振的個人體驗。

對於員警和秘密員警的無休止審訊，我基本上以零口供形式回應。審訊者之所以對我屢下重手，使用各種手段折磨，就是因為我的沉默和不妥協。在對我實施電刑時，行刑者一邊對我的頭、手、小腿、大腿、下部依次電擊，一邊惡聲暴罵：「給你緩刑你不要，你偏要坐牢，讓共產黨出醜，看看到底是你狠，還是共產黨狠！」他們幾近瘋狂的折磨和逼迫我，強迫我在法庭上認罪，承認跟共產黨對抗是錯誤的，自願放棄推動民主，以此獲取緩刑，而後接受安排重回大學教書。他們企圖就這樣通過迫使幾位他們所稱的「扛大旗的」接受緩刑，達到醜化維權運動、瓦解民間鬥志的戰略目的。在2007年，我們想坦坦蕩蕩、自然而然的為推進民主而坐牢，都異常艱難。這可能是後人所無法想像的事。我曾遭受十三天十三夜不讓睡覺的車輪戰提審，曾長達四十二天被手腳穿插釘鐐在床板上，曾遭受無數次辱駡、毆打、拔頭髮折磨。在真實的、並非電影情節的極限考驗中，行刑者將高壓電棍集中在我的下部施以電刑。為了維護我永恆的人格尊嚴和男性的完整性，我不得不以承認事實上並無法律證據的「非法經營」，讓行刑者有所得而住手，僥倖避免了如同倉在押人員那樣下部電成一片黑糊的悲慘命運。當日淩晨，悲憤莫名中，我一頭猛力沖向玻璃和牆，以死抗爭，又僥倖未死、未殘！但春節過後，電刑又來。

在任何情況、任何逼迫、任何折磨下，我都堅守住了兩條底線：絕不放棄自由民主理想、絕不出賣或者指認他人。這也是審訊者不斷誇讚我的人品、且因此有所收斂的地方。在和平年代未曾料到的嚴峻考驗面前，我守住了自幼就堅持的人生信條，守住了心田永恆的潔。任何時候，我都可以微笑著對他人、對我自己說，我在絕境中的行為，對得住「人」這個稱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僅此而已，此生足矣！

人云：「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其實，從容就義並非至難，雙眼一閉，形體毀滅，精神永恆。而沒有底線的暴力狂施加的無休止的肉體和精神折磨，讓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此時此刻，如欲守住心田的潔或許比從容就義更難？我的個人選擇自然並非對於人格問題的標杆，那種高壓下暫時妥協而後關雲長般複歸道義、再證尊嚴的做法，亦令我很敬佩。即使高壓下崩潰，雖不可取亦非大惡。我的慘痛的親身經歷，讓我對人性有了更多的寬容和體諒，而普遍的寬容和體諒氛圍有助於受害者的心理健康的恢復和尊嚴的再證。真正應當鄙視的是極權主義的下作敗壞、返古獸性。他們不是像古義所要求的那樣尊重對手的人格尊嚴，讓對手有尊嚴的去坐牢，有尊嚴的去死亡；而是專門以侮辱踐踏對手的人格尊嚴為能事。我相信，萬古千秋的人類都不會不鄙棄這種靈魂的卑劣。萬古千秋的人類都不會不鄙棄那種公然否認人道和正義的普世性、公然用高級哲學去合理化論證美化暴力暴行專政獸性的極權主義。

2007年，「正常地」、堂堂正正地、順順利利地為自由民主去坐牢，曾經是被捕後還須付出巨大的慘痛的代價才能達到的目標。2007年，我歷經磨難，仍堅守底線，才迫使維穩體系放棄強迫我法庭認罪、接受緩刑的幻想，獲刑五年，而後光榮的去坐牢。我的坐牢和選擇直接挫敗了後極權維穩體系的戰略計畫，我的作用可能是微弱的，但就像一根小小的魚刺，卡住了維穩體系的咽喉。而後，胡佳力抗逆流，高智晟再次人格起義、勇薄雲天，張祖樺、劉曉波動員知識界集體發聲，胡佳和劉曉波獲得國際大獎，茉莉花運動遍地開花，中國政治反對運動的多中心、網狀結構於是徹底鑄成，「愈壓愈漲潮」的奇局令民間振奮，令強權者驚駭。返回到2007年，在扇起風暴、激起其後數年民主運動升級漲潮的「蝴蝶效應」裡，那在大地上方飛翔的數雙蝴蝶的翅膀中，應該有一雙是屬於我的吧？七年後的今日，在這一波打壓的狂潮中，除了「實業界的良心」王功權先生和「赤壁三傑」黃文勳、袁小華、袁奉初以外，坐牢的目標已不再那麼難以達到，有十幾位民主戰士已光榮獲刑，其過程平穩、波瀾不驚。

醜陋奇詭的強迫「認罪」「緩刑」的肉體－精神折磨正在減弱。雖然烏雲依舊翻滾，但強權者鋼鐵澆鑄的冷酷心地畢竟多了一些回避獸性折磨的羞恥感。在民間，把為推動自由民主而坐牢、而擔當、而受難視為光榮的道德價值高懸，光明燦爛地閃耀，那個我們希翼和嚮往多年的一代自由民主理想主義者良知起義、擔當命運、逐波逐波地走向直接行動從而「填滿監獄」的時代離我們越來越近了。在覺醒的一代公民崛起的一代主權者面前，極權主義獲得的將不僅是出醜、出更大的醜，它的自心而潰、冰消雪融，是任何強權梟烈都無法阻擋的。因為獸性永遠壓不住人性的成長和伸展，它不僅會在塵世間處處碰壁，而且也違反它自己的載體「人」的目的「人」的規則，因而或遲或早必將自我毀滅，從歷史畫冊中捲舖蓋走人。

在我公開挑戰極權並反復被捕或入獄的動盪生涯中，我的妻兒受到了最大的牽連。2006年3月10日，太石村村民參加人大代表競選，我的妻子一大早出門買菜，竟然遭到了女特務的攔路阻止，她氣憤地回家告訴我，我下樓找特務評理，被早已準備好、埋伏在樓下的特務打得滿臉是血。我曾帶十歲的女兒和五歲的兒子去中大西門購書，在公共汽車上，幾名特務輪流上前，放肆地對著我的女兒和兒子的臉拍照、攝像，全車人一片驚恐，不知發生了什麼。我的女兒大了，亦懂得了害怕，一次在我們全家四口如往常一樣前往體育中心露天健身器械處鍛煉時，六七名特務在身後很近的地方緊跟著，並用廣東話高聲吵嚷著什麼。女兒不時扭頭去看，滿面驚恐，對我低聲地指責道：「爸爸，就怨你！就怨你！」我痛苦得無言，八年來這一幕在我腦海中時常浮現。

2007年春，廣東國保在審訊我時，曾對我發出威脅：如果我不認罪接受緩刑，堅持要坐牢，我的兒子就上不了小學，女兒也會被安排到很遠的初中，將來她讀高中時，會被電腦派位到農村中學，讓她讀不上大學。對他們的威脅，我是完全相信的。我知道這個特務機構的做事規則和過往紀錄。在未被關押狀態下，我曾為解除特務對我兒女的人身威脅，並為抗議汕頭員警開槍射殺數名保衛土地的無辜農民、捍衛《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的新聞自由等事，而於2006年2月8日在中南海國務院門口絕食。但是，在囚禁中，我無事可為。2007年11月中，我在天河區法院被宣佈判刑五年，臨走前，我轉身問旁聽的妻子：兒子上學了嗎？妻子回答：沒有，他們不讓。回到廣州市第三看守所監室裡，當晚，我輾轉反側，幾乎通宵未眠。數日後，同倉一名已判的、五十多歲的經濟犯突然問我：老楊，你的頭髮怎麼白了一片？我不大相信，監室裡沒有鏡子，我只好讓其他幾位在押者看看，眾人異口同聲。由此我才相信：伍子胥過昭關——一夜白頭的故事，發生在了我身上。

我曾把兒子被阻止上學的事講給那位五十多歲的經濟犯聽，他先是搖頭：什麼年代了，怎麼可能還有這種事？！我一一道來，一一解釋，他出於對我的人品的一貫認同，終於相信事情是真的。這位一九六零年代曾因家中地主成分飽受欺壓的經濟犯，突然蹲到地上，雙手捂臉，無聲地抽泣起來。不讓我的兒子讀書，我沒有哭，他卻哭了。我沒有哭，可我的心一直在滴血。

此後一年間，心中不時有一個聲音提醒我：不能再這麼下去了，不能再這麼毀了兒女一生的前程，得採取行動。這就是我在2008年底通過梅州監獄的探視視窗對妻子提議讓她們母子三人設法出國的原因：讓兒女到一個受教育權不會被破壞和阻撓的自由國家去，無憂無慮地上學讀書，這是為人父母者目前狀況下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在俠義的王女士等人幫助下，我的妻子、女兒和兒子輾轉來到泰國，滯留數月，卻在簽證上遇到了意料之外的麻煩。此時，賓館裡突然住進了數名奇怪的國內來人，妻兒出門時又神秘地差點遭遇車禍。關鍵時刻，令人尊敬的傅希秋牧師和另一名高尚仁慈的英國女基督徒冒著極大的個人風險，引領她們母子三人來到了美國，她們隨後得到了人道的美國政府和人民的接納、幫助。孩子上學讀書之事從此不再成為疑難。

對於危難之際冒個人風險救助我的家人的傅牧師、英國女基督徒和俠義的王女士等人，對於人道的美國政府和人民，對於偉大的基督教會和高尚的基督教徒們，我的心中永懷深深的感激之情，雖沒齒不忘。他們的義舉讓我直接地、深沉地感受到了人類之愛的普遍、無私和崇高，感受到了自由民主文化博大堂正的氣象。這對於我的靈魂也是一種洗禮和提升。

2011年9月13日出獄後，我通過網路和妻兒建立了聯繫。當我讀到女兒借用動畫講述的出國歷險故事，讀到故事中表達的她的被動、她的迷茫、她的不適應，以及她對故鄉童年夥伴的思念時，我的淚水竟如溫涼的溪流緩緩潺潺，斷斷續續，流了三日。作為男兒，在獄中，為任何事情，包括兒女，我都沒有流過一滴淚。女兒得意地問我：看過哭了吧？我答：哭了很多。可女兒已經不再是幼年時那個總愛讓抱讓背的娃娃，她已長大，長得高高的，性格變得驕傲、叛逆，事事由自己拿主意，與我的距離似乎越來越遠。她對我自公開挑戰極權以來的十八年間欠下太多親情和責任隱隱不滿，不時反諷，甚至很少再以「爸爸」稱呼我。我心中隱痛，卻茫然無助。一想到女兒和兒子，無盡的內疚總是把我的心田淹沒。數月前的2014年7月4日，在天河區看守所會見視窗，張雪忠律師告訴我，去年十月，女兒曾為我畫了一幅像，據說畫得還很像，畫中我的身後是群山，畫上寫著「高山仰止」四字。這幅畫曾在一個莊嚴的殿堂展示，為的是呼籲營救我。雖然我自知尚不足當此期許，但我從傳述字裡畫間讀到了更深的意蘊，這意蘊讓我滿目透亮，穿越厚牆，直照雲空：親愛的女兒，在這特殊狀態下，我又一次贏得了你對我公開表達的愛！

2011年出獄後，看到國內自由力量遍地開花、遍地集群的情勢，我心中的振奮不言而喻。作為理想主義者，努力升級民主運動是我註定的選擇，而且比以前更堅決、更穩健、更闊大。在這公開履行公民政治權利的新階段，我和廣東公民社會同仁們一道，紮硬寨，打死仗，直接行動頻頻。藉聲援南周事件的歷史契機，我們成功進行了一場有序、理性、節制、平和的政治集會實驗，並巧妙地以我們在街頭政治上的率先突破為杠杆，造勢增速，推動全國民主運動潮湧。要求全國人大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簽名運動和“八城快閃”街頭宣傳，是我們推動「除惡法，修良法」的社會運動的起步實驗，也是我們將覺醒公民的直接行動提升為富有普世價值「沉甸甸的含金量」的公民社會主權實踐的一次重要努力。後極權維穩體系依據其鎮壓慣性，將上述兩樁政治實驗列為我「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兩大罪名，亦並非意外。古曰：「與虎謀皮，未知其可。」但是，自由民主憲政主義對於極權主義，必須與虎謀皮，必須用真理的力量逼迫這個「人虎」脫皮去牙，回歸人性，放棄僭權，還我主權。

下一步我被判刑，亦在政治迫害的慣性之中。為捍衛包括《南方週末》編輯記者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的言論自由，為施壓要求加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坐牢，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光榮。今年開春，風和日麗，入夏，風雲際會，我和全國數十位民主戰士的先後判刑坐牢，不僅于平衡強權者、激發更多公民覺醒並參加民主運動的大局有所佐助，而且於我個人的養心淨神也不無小補。不管此次將被判刑多少年，坐滿出獄後，我的第一選擇仍將是為推動憲政民主事業而直接行動。

對於自由民主理想主義者來說，行動是必須的，因為只有行動，我們才能向歷史見證：我們沒有向極權政治的獸性屈服，沒有放棄人類的尊嚴，沒有放棄堅守心田那不可玷辱的潔。屠殺無辜、奴役人類的行徑是不可接受的，我們永遠不會向肆行高壓和暴力統治的強權者妥協，我們給予極權主義首要的、實際上也是最大的懲罰，就是依據人道和正義的基本規則，判明其反人道、非正義的本質，從道德上徹底拋棄之。我們堅信，未來千百代的人類也必將根據同樣的規則作出同樣的選擇。力量或有強弱，但弱勢的自由民主運動必須向強勢的極權主義不斷地發起和平的反對運動，哪怕是做推石的西西弗斯，盜火的普羅米修士，逐日的誇父，或移山的愚公。見證不屈，是我們的政治反對運動的首要意義所在。

對於自由民主理想主義者來說，行動是必須的，因為只有行動，我們才能擺脫極權主義通過暴力和謊言製造的政治恐懼，恢復我們自然、健康、自由、主權的人性。在極權主義不斷蛻變的大勢下，人民依然處在大面積、持續性的政治恐懼中。這是很不正常的，這屬於人民的心理病態。當代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推動者，必須找到為自己、也為民眾進行心理療傷的有效方法。這首先需要我們呼喚、高揚自由民主價值的理想性，以理想激發公民對個人尊嚴、自由、權利、主權意識的覺醒和尊崇，驅散心靈被極權主義所蒙上的被動馴服、過度恐懼的迷霧。這將進一步催生一代覺醒的公民的主體自覺，激勵他們擔當道德自由的責任，為維護個人自由權利、為推動中華民族的核心利益——憲政民主事業而行動。行動是最好的啟蒙，行動是主體自覺實現的客觀見證。行動，以及承其後果而後更堅決、持續的行動，不僅是公民個人走向良心起義、尊嚴自證、靈魂昇華的唯一道路，而且也是人民擺脫政治恐懼的社會心理病態實現自我救贖和文明躍遷的唯一道路。

對於自由民主理想主義者來說，行動是必須的，因為只有行動，我們才能避免人民因缺乏實例支撐從而陷入無法實現命運自主的困局，才能阻止獨佔性、排他性的權力壟斷集團在轉型時代以各種變體繼續奴役人民。在人類野蠻的歷史長河中，隨著人道文明的進化，暴力威權文化亦不斷吸納新資源而變換形態。未來的中國，不僅面臨著極權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之間的博弈，而且在極權崩盤後，還可能面臨李光耀－普京式一元「鳥籠政治」與多元均衡的憲政民主政治之間的博弈。中國憲政民主事業推進者如欲推動極權主義的消融與和平轉型的實現，並防止新加坡－俄羅斯式小格局、小容量的強人政治為中國未來埋下停滯、動盪的禍根，必須採取堅決、智慧的自由聯合行動，做大做強人民主體的自主力量，以強大的公民社會制衡政治權力，以成熟的政治反對力量建設性、戰略性地規制執政力量，並最終走向三權分立和普選時代的正常輪替，從而使政治轉型走上最符合人民主權要求、最有利於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方向：用政體革命壓倒政體蛻變。

中國需要反對黨，這已成為中國社會的普遍共識和強勁呼聲。中國民主運動負有在這塊土地上創建一個自由、文明、強大、且有縱深動員力和全域統攝、扁平結構的現代政治反對黨的歷史使命。為了創建這樣的政治反對黨，我們必須行動，必須秉承高度責任感、智勇兼備的行動，必須盡可能在達成圓桌共識基礎上、在修法改制基礎上或在贏得民眾極大同情和立體參與基礎上，果斷、純潔、透明的行動，並擔當由此而來的一切厄運。

作為一個已將生命和自由民主事業融為一體的老戰士，回顧過去近三十年的奮鬥歷程，我實在地感受到：我們為中國政治反對運動所做的探索和付出並沒有白白虛擲，我們腳下的路越來越寬，而心靈中理想的天空越來越遼闊空明。能有機會參與到自由民主力量多難興起的歷史進程中；能在其間承擔某種構形造勢兼衝鋒陷陣的使命，並數次充任力扛逆流的受難擔當者之一；進而在受難擔當中得以窺見或體驗人類精神世界裡某些理想性、悲劇美學性或宗教般聖潔的因素，是我凡俗生命的無上幸運。在自由的遐思中，這讓我聯想到了中國古人所創設的那個腳踏大地、頭頂天空的人字造型的無限深意。

楊茂東（郭飛雄）／2014 年 11月29日

小檔案：

作者郭飛雄，原名楊茂東，因為參與去年《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聲援活動，與孫德勝策劃舉行「街頭舉牌」為由，遭拘捕起訴，郭案於28日再次於廣州天河區法院開庭審理。本文為郭飛雄第一手陳述。

（聲援郭飛雄／取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