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靖專欄:旁觀香港新抗命時代

2014-09-30 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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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進入新公民抗命時代。(美聯社)

香港進入新公民抗命時代。(美聯社)

看到香港學運風起雲湧,看到香港訴求真普選的漫漫長路,世人無不翹首以待北京,祈願北京給予香港市民西方式的真民主。目前的訴求就是要求北京人大常委會回收對特首人選的確認權,兌現特首由香港市民直選。

香港有可能通過學運取得市民提名的直接普選嗎?歷史的經驗很清楚,不可能,而且可能因事態持續惡化拖死香港。這只能說,直接抗爭的策略在香港是沒有空間的,注定是悲劇,而且影響深遠。李嘉誠會從香港啟動撤資多少看到了苗頭。

但歷史不可能是倒退的。不少人以六四天安門為例,期待北京吸取教訓。但這只能是一個命題,而非現實。六四有沒有改變共產黨?有,但這種改變來自共產黨自身,即「以我為主」。

六四之後的改革開放就是加速以老百姓生活小康為目標的翻身運動,不及其他。從六四到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加速經濟面的改革和開放,逐步解放生產力,雖然其間有不少問題,打貪防腐的反面就是證明;然而這廿幾年的實質成果,有目共睹,也讓中共政權稍稍恢復信心,如何處理香港直選也就定了調。

就香港市民的理解,不過是市民提名的普選;就中共的理解,這是內外壓力同步湧現,不僅是周邊的挑衅,且有內部的異議和抗議。稍稍理解中共政權運作者應知,在中共認定的重大議題上,除非政權崩潰,根本沒有外部直接且公開干預的空間,至少在面子上中共會以為掛不住,這且涉及中共的合法性。

如果占領中環在中共眼中已有外部敵對勢力介入,這是定性,不論其認定有無爭議,那就是敵我關係,必要以敵我關係來對待。占中學生可以自恃有國際媒體關注,甚至有兩岸關係制衡以及美英日的公開關切。但對不起,這種外部作用只能顯現在外部,內部若有爭議,對外也是統一口徑。

在中共眼中,香港長期受惠於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具有地理上的窗口作用,北京偶而也拿來運用,在冷戰時代,香港確實扮演了重要角色。就革命歷史論,香港市民特別是中共建政以來從未與大陸同胞同甘共苦,不論中共政權治理面的成敗得失,香港從來是獲利者、受惠者。

香港回歸的真義於中共不是一個領土主權的回歸而已,而是香港市民如何在認同面回歸,從歷史文化面回歸,這就涉及香港的教育和東西方政治文化的異同和選擇。對北京而言,這是一個必然,對香港市民,這是難題,但決定權不在香港市民。

北京會克制對香港施暴,六四是前車之鑑;正因為六四,北京會利用更迂迴的手段,會等待。在等待期間,北京會讓香港激情徹底宣洩如同六四,同時在各方面讓香港吃緊,等待學運可能出現的裂變、裂解。

再說一趟,六四的答案在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在今天的中國崛起。香港有沒有可能成為改革中國政治的阿基米德的著力點,把香港搞個天翻地覆這有可能,但要撼動北京當權者的意志,則難上加難。鄧小平從六四拖到九二年,這其間有三年空檔整頓六四餘波;進入習近平時代,中國積累的綜合國力比鄧小平時代要強許多,底氣更深。這是可以預知的。

香港學運的新抗命時代當然可以成立,且必有史家大筆書寫。這種以街頭訴求爭取西方式民主、爭取西方式直選的運動,可以說是單向的思維和訴求,易於激動人心;但北京的設想則是多元的,多層次的利害權衡。思維角度不同,這就不可能形成有效溝通或是對話。

中共有無可能退讓,從人大常委會退讓看似簡單,問題當下可以解決,但這有可能是底線嗎?退了,下一步在那裡,這是鄧小平當年的自問自答,也是習近平的課題;但香港市民和學生不必也不可能為北京操心,正是所見不同、處境不同,應對更是大相逕庭。

香港市民和學生多數藉由西方思路看北京。看到的是北京政權有合法性危機,且無政治責任的承擔機制;但北京看到的是骨牌效應,看到的是前蘇聯是怎麼崩解的,中共此時的思考,當然就不可能同情香港學生,而是大局和國情。

今天看似香港和北京的角力,於北京則是一盤棋,講白了,還有疆獨、藏獨、台獨以及內部社會分化衍生的諸多議題。就在學運之前,習近平已就台灣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提出新的說法,這不僅是對台,也是對周邊新情況和新問題的對應。其間所傳達的訊息很簡單,那就是彈性很大,但要在既有已設定好的軌道上運行。越過紅線出現的禍害,習近平用白話說,兩岸人民「記憶猶新」,從六四到海峽危機都可列入。

歷史的前進和倒退,有時很辯證,我預言學運必成,中共必贏。還可以進一步說,學運必成於眼前,禍害香港於未來;中共必贏,所有改革開放,包括政治上的,皆得以我為主,這是近現代以來反帝、反殖,振興中華的總目標。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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