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香港學運風起雲湧，看到香港訴求真普選的漫漫長路，世人無不翹首以待北京，祈願北京給予香港市民西方式的真民主。目前的訴求就是要求北京人大常委會回收對特首人選的確認權，兌現特首由香港市民直選。
香港有可能通過學運取得市民提名的直接普選嗎？歷史的經驗很清楚，不可能，而且可能因事態持續惡化拖死香港。這只能說，直接抗爭的策略在香港是沒有空間的，注定是悲劇，而且影響深遠。李嘉誠會從香港啟動撤資多少看到了苗頭。
但歷史不可能是倒退的。不少人以六四天安門為例，期待北京吸取教訓。但這只能是一個命題，而非現實。六四有沒有改變共產黨？有，但這種改變來自共產黨自身，即「以我為主」。
六四之後的改革開放就是加速以老百姓生活小康為目標的翻身運動，不及其他。從六四到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加速經濟面的改革和開放，逐步解放生產力，雖然其間有不少問題，打貪防腐的反面就是證明；然而這廿幾年的實質成果，有目共睹，也讓中共政權稍稍恢復信心，如何處理香港直選也就定了調。
就香港市民的理解，不過是市民提名的普選；就中共的理解，這是內外壓力同步湧現，不僅是周邊的挑衅，且有內部的異議和抗議。稍稍理解中共政權運作者應知，在中共認定的重大議題上，除非政權崩潰，根本沒有外部直接且公開干預的空間，至少在面子上中共會以為掛不住，這且涉及中共的合法性。
如果占領中環在中共眼中已有外部敵對勢力介入，這是定性，不論其認定有無爭議，那就是敵我關係，必要以敵我關係來對待。占中學生可以自恃有國際媒體關注，甚至有兩岸關係制衡以及美英日的公開關切。但對不起，這種外部作用只能顯現在外部，內部若有爭議，對外也是統一口徑。
在中共眼中，香港長期受惠於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具有地理上的窗口作用，北京偶而也拿來運用，在冷戰時代，香港確實扮演了重要角色。就革命歷史論，香港市民特別是中共建政以來從未與大陸同胞同甘共苦，不論中共政權治理面的成敗得失，香港從來是獲利者、受惠者。
香港回歸的真義於中共不是一個領土主權的回歸而已，而是香港市民如何在認同面回歸，從歷史文化面回歸，這就涉及香港的教育和東西方政治文化的異同和選擇。對北京而言，這是一個必然，對香港市民，這是難題，但決定權不在香港市民。
北京會克制對香港施暴，六四是前車之鑑；正因為六四，北京會利用更迂迴的手段，會等待。在等待期間，北京會讓香港激情徹底宣洩如同六四，同時在各方面讓香港吃緊，等待學運可能出現的裂變、裂解。
再說一趟，六四的答案在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在今天的中國崛起。香港有沒有可能成為改革中國政治的阿基米德的著力點，把香港搞個天翻地覆這有可能，但要撼動北京當權者的意志，則難上加難。鄧小平從六四拖到九二年，這其間有三年空檔整頓六四餘波；進入習近平時代，中國積累的綜合國力比鄧小平時代要強許多，底氣更深。這是可以預知的。
香港學運的新抗命時代當然可以成立，且必有史家大筆書寫。這種以街頭訴求爭取西方式民主、爭取西方式直選的運動，可以說是單向的思維和訴求，易於激動人心；但北京的設想則是多元的，多層次的利害權衡。思維角度不同，這就不可能形成有效溝通或是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