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一九九二年，我移居德國，那時是台灣經濟起飛的九０年代，《聯合報》為了拓展國際新聞的發展，正在全球各地徵求特約記者，我人在德國，從事戲劇之餘，覺得自己該有份固定的工作，於是再度寫信給報社。
那些年，「聯合報國際新聞中心」在全球各地已有近五十名特派或特約記者，包括蘇聯甚至南非，但是在德國卻沒有人。
記得，王效蘭女士還對聘用我一事發表了意見，她在公文上批寫，「她是一名優秀的藝術家，能做特派員的工作嗎?」感謝效蘭女士只是略略懷疑，我被雇用了。而且之後為《聯合報》服務了二十年。
至今，我仍覺得，能用不同的語言採訪各地領袖精英，或者去到重要國際新聞或戰爭現場，真是有趣的人生。但如果人生從來一次，我會無怨無悔擔任特派員二十年嗎？我不是很確定，但人生反正不能重來一次。
新聞究竟教了我什麼？新聞教會我一件很重要的事，便是如何把事件弄清楚，並且把弄清楚的事寫明白，讓讀者清楚。
過去，因為我的多重身分，遊走於戲劇、新聞和文學之間，常有人問我這樣的問題：新聞寫作與小說寫作有什麼不同？
對我而言，新聞寫作與文學寫作根本是完全不相干的兩件事。新聞寫作需要事實，除了事實還是事實，而文學創作最需要的不是事實，是想像力。寫新聞的人不能運用想像力寫新聞，那是編造。
新聞寫作首要在於寫作者必須將事件的來龍去脈弄清楚，而且能尋覓到所有與新聞事件相關的事實佐證。而其實大多數我們聽到的，多是意見，而非事實我們看到的，也只是觀點，而不是真相。
新聞的真相就在於，事件並沒有真相，與人生一樣，有的只是向真相靠近的態度。因為所有的事件都要看從什麼觀點去看，不同的觀點呈現的便是不同的真相。
在我追跑新聞的過程中，我很少聽信任何人說任何話。我是一個根本的質疑者。那倒不是因為我覺得人總是在說謊，而更是，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從自己的觀點出發，有時意見非常個人或者也偏頗。如果新聞記者不參考所有與事件相關的各種不同的觀點，那麼也有可能淪於少數或個人的觀點；這是為什麼，同樣的事件，我必須查證多人，盡可能地搜集多種觀點，最後再從各種線索中歸納成我認為最客觀的說法；然後，我會盡可能地把新聞事件以更準確的文字呈現，以便讓讀者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包括當事人的語氣和神情，現場的細節或氣氛。如果我強調某個細節，那一定是因為那個細節成為這則新聞角度的參考點。
我極少用「據悉」二字，新聞本身便是據悉。該用引號時，我便援用引號，因為引述更能客觀呈現事實。引述必須巧妙，那是為什麼閱讀德文新聞時可以學習許多，因為德語文法嚴謹，寫新聞時，文法本身便可以說明是什麼時候，到底誰說了什麼話；法語新聞的分析感強，經常有獨特的分析和角度；而以中文寫作新聞有挑戰性，挑戰在於，以中文敘述事件的時態不易，因為中文文法沒有時間的概念，而敘述新聞事件發生的前後秩序和邏輯感很重要，所以中文的新聞寫作得分外注意；另外，記者不但不能使用「我」這個主詞，在行文當中都不該有太多「我」的意見；除非是分析性的特稿，新聞記者應該做的便是引述關鍵人的關鍵話。事實，事實，再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