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山專欄:幹嘛摧殘臺灣人的財富邏輯?

2017-02-22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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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財富邏輯的逆轉、島內仇富反商的情結,讓台灣經濟前景蒙上陰影。(呂紹煒攝)

台灣財富邏輯的逆轉、島內仇富反商的情結,讓台灣經濟前景蒙上陰影。(呂紹煒攝)

臺灣人的財富邏輯正遭遇空前挑戰與打壓拗折。以至於在極短時間之內,臺灣竟已轉變成為國際社會,經濟投資營運吸引力褪色、全球競爭力嚴重失速的典型「廉價社會」,本地民眾也普遍對臺灣經濟前景之未來展望,為之全然失卻信心。

財富邏輯之遭到人為因素而肇致的大逆轉,固已使得臺灣從先前亞洲四小龍的龍頭地位退落到龍尾,甚至根本被排除在四小龍列名之外,不但臺灣人倍感挫折,也讓國際社會觀察家們,都倍加難以理解:臺灣竟何致之如此呢?

世界財富邏輯隨世代變遷而移轉

歷經兩個世代的公共社會意識形態轉變的加壓摧殘,正在讓既有臺灣財富邏輯漸進嚴重脫離自由市場經濟國際軌道,變質惡化,已然嚴肅殘害整體國家繼續向前邁進的經濟實力與活力,乃至於整體國家的對外經濟吸引力及全球競爭力;在當今新世紀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所謂國家財富邏輯(national wealth logic),乃指一個國家社會的財富產出發生之方法、財富的常態結構性配置形式、財富的運轉利用理則、財富的向內向外流動發展之體制,以及從個人個體到國家社會整體的財富被消耗損失或累積厚殖型態之本質等。

從過去五個世紀的全球經濟社會財富邏輯演進過程來看,固然先進世界一直都存在不斷跟隨世代變遷而有躍進移轉現象,但是,中進社會,特別是在歷代更迭、總是領頭快速崛興的新興經濟社會,一直都是國家財富邏輯演化轉型最激烈快速的群體。尤其是「否定經濟成長之社會價值」與「獨尊幸福增加之經濟價值」兩大動向,實乃最近十幾年許多新興市場經濟社會深受大左派極端社會主義經濟學,譬如廿一世紀新資本論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之蠱毒浸染影響,以至對於治國政策發展多所進行深層審思,而懵然跟進發出極大實務政策措施的反動作為。

這股風潮最主要外顯效應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紛紛遭遇空前詈罵與否棄,而馬克思共產主義經濟體制,竟然能夠在「新資本論」新瓶舊酒的包裝掩護之下,兀兀然聲勢宏闊浩浩蕩蕩班師上朝,轉化成為諸多自命「現代先進社會」經濟體的在地社會民粹洪流,以及政府治國意識形態的「絕對上綱」選擇。

最大的不幸是,臺灣竟然也就是極少數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箇中顯例之一。

歷史上國民財富成長三階段

任何國家經濟成長,實即是一種「國民財富成長」(the growth of common wealth)的過程,其發展主軸包括了三個重要進程的演進與發展,第一個階段是,國家財富創造(the creations of common wealth of the nation),透過產業經濟部門的投資生產與營業貿易/消費來達成,第二階段是,財富累進儲存(the accumulations and reservations of common wealth of the nation),其財富儲存型態的結構變化,足以反映國家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樣態與境界,第三個階段是,財富分派配置(the distribution of common wealth of the nation),反映一國經濟財富的空間配置與時間配置之布局結構與樣態,也就是在其國境之內的國民財富配置分派,所最大可能映現的空間差異、人文結構差異,以及社會階層差異。

政府,在現代國家社會國富成長過程,主要機制功能性,在於要扮演好整體國家資源財富分配的公允性,以至於資源/財富再分配的正義性與必要性角色。

今天,包括臺灣在內,正在激進化左傾社會主義經濟,強調「獨尊確幸福祉」真義的若干國家,其實祇是把整個治國政策理念,僅僅聚焦專注於「財富分配」,而並不在乎,甚至根本反對或否定「財富創造」及「財富儲存」,也就是祇看到國富成長三階段的「事後階段」(ex post stage),而不見「事前」階段(ex ante stage)另兩大發主軸之更加重要。

仇富反商就是反斥國富成長

今天激進並且全盤服膺並極力推動大左傾社會主義經濟主張的政治取巧政客,幾乎無一不賣命極端上綱推崇「國家分餅機制」之緊要,而根本否棄對新興經濟國家發展成長更加優先緊要之「社會造餅機制」。

所以致此的關鍵核心盲點,以致發生嚴重國政抉擇誤謬的是,未能深刻認清:任何一個富強繁榮幸福進步的國家,一旦失卻事前階段的財富創造及財富儲存,則哪來供作全體國民財富分配的基礎或其公分母呢?這二者幾乎就是,國富成長及國家社會均富向上的根本動能機制,也正是國民錢財富裕的最緊要創出機制。

然則,過去二十多年,在臺灣快速漸進醞釀並全面性爆發的「仇富反商運動」,最大摧毀傷害的正是奠基於基層國民的財富創造與財富儲存,其所肇致之結果,卻根本更加無助於整體國家社會財富「均富而非均貧」分配的改善。

全球性財富儲存型態的大變革

自從十九世紀以來,幾乎所有已現代工業化國家的財富創造權責,基本上都出自於產業經濟部門中的製造業部門,因為祇有實物工業製造業,才能夠創造出相對於傳統農業社會生產力的「倍速產出」及「倍利加值」。

洎至廿一世紀服務業產業主流化的軟性經濟(softnomics),又因可以「倍速產出」或「倍率加值」而大大替代了基本製造業甚至高科技製造業的功能地位,成為主要國家社會的國富創造新主力。

不過,直到今天,即使是在國際社會已然是最先進服務業經濟體,亦仍然未能脫離「完全動員全面產業經濟部門創造國家財富」的本質。這也正是直到今天,所謂新經濟,仍然必須依附於實物產銷所構成的經濟體制(real economy)之道理。

而自從1990年代後半直到今天廿一世紀頭兩個世代,變化最大的,應該是全球性財富儲存型態的大變革。

人類社會演進過程,國富(common wealth)所映現的,就是儲存在國民的民間財富以及人力資本個體價值的整合累聚成長;也就是說,一國經濟成長的績效,映現的是社會能量及活力蓄積與茁壯過程的果實。

國民財富及人才資本的規模基礎與動力大小,決定了一國社會的富弱與文明;所以,追求不中斷的成長進步與富裕文明,一向就是先進國家社會政治領袖拿來作為主軸治國理念與政策願景的核心。

像今天臺灣這般,祇顧小確幸與選票流向的鄉野治國,在國際絕對稀有鮮見。

「土地」「空間疆界」是最真實的國富依托

國民財富以及人力資本價值累積成長的手段與方式,隨人類社會的成長演進階段不同,一直都在賡續發生,漸進移轉改變。

在初民村落農業經濟社會,國民財富及人力資本價值的累積成長指標,不過就是動植物及持有礦物的數量多寡好壞,作為取決計算,所以男女丁口、土地山林、田產地產物產的豐嗇繁簡,乃為國富表徵,在個人、社會、國家之間,率皆如此。

洎自鄉鎮城市經濟社會形成,貨幣體制漸臻成熟,國富累積儲存型態,從實物轉為使用財富象徵工具或市場價值象徵的金銀貨幣為主體,一方面既能持久永續,另一方面則可降低四季時序變易、天災人禍危害及「時間剝蝕損害」等財富風險的衝擊。鈔券貨幣待遇更漸漸取代實物產物及人員體力薪資,成為國富表徵或社會人才實力之映現。但是,這種貨幣價值財富的來源,還是植基於農林漁牧礦的「大地基礎」;「土地」及「空間疆界」大小多寡,依舊還是最真實的國富依托。

到了十八世紀產業革命之後,機器裝備設施的「財富創造能力」倍增,使得工廠或者是事業實物資產,更加能夠突顯國家社會國富能量及國富潛力的「可能性」(使財富有了可預期價值的展望意涵),或即是「未來國富」的最實體具象表徵。

如此一來,擁有工具設施裝備的財富價值,超越了田產地產規模及空間大小。

實物資本與「有證券斯有財」時代

從工廠經濟社會(factory economy)到現代企業公司經濟社會(corporations economy),國富的表徵工具,也從不久之前的「動產價值」為主,迅即轉進到更加「虛擬經濟性」(virtual economic value)的「證券化價值」型態;國民財富的創造與累積,已經越來越轉變為「證券持有量值」多寡來決定,也就是社會財富概念,從「有土斯有財」到「有工具斯有財」進一步演進到「有證券斯有財」(securitization indicating)的新時代。

更加嚴肅而且更為重要的改變是:「股匯市流動量及資產財富儲蓄量」已經遠遠超越了「商品貨物市場流動量及資產財富儲蓄量」,也使得股票、債券、外匯、「市場指數權證」乃至「創新發明專利權證」都變成為國民財富儲存、蓄積、保值增值的「新載體」,一國國富價值的外顯表徵。

後海嘯時代「不動產財富價值」班師回朝

然則,這種國民財富儲存或保值增值的「虛擬化」發展趨勢,在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大撞擊之下,泡沫化風險的高升,以及交易證券背後的,工廠與產企業經濟的可營運壽年周期越來越形縮短,或市場景氣起伏變動過分急促快速,根本破壞了「證券化資產」的保值增值的恆常性與穩定性,尤其越是高科技化的產業企業公司,所面對的週期性急促緊縮的壓力與挑戰更大,其「市場價值」的安定性也越來越低;其反面的潛在意義是,以證券作為財富保值儲值增值的風險性,已是越來越高,也越來越為巨大了。

而在同一時間,由於城市化(urbanization)運動遞增式加速躍升,而城市經濟(urban economy)更已成為廿一世紀全球國家競爭力(global competitiveness)的先鋒表徵,越是在第一線或第二線城市的房產、地產的保值、儲值乃至加倍增值的能力條件,越是具備「恆定性」「長期向上性」,未來性絕對遠優於「證券式」「銀行儲存式」或「基金投資式」的財富儲蓄聚增價值。

因此,這一發展趨勢,特別是在東方經濟社會尤其凸顯:「不動產房屋、土地」又回過頭來,成為先進經濟社會及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財富儲存、累聚,並期待其保值增大值更優越的「最優先工具與方式」。

這也就是所有國家政府,「打房政策」「豪宅稅課徵」「富人稅加徵」措施結果,無異等同於驅趕了社會資本出境,甚至殺害並弱化了國富成長與國富累積動能,也使得國際都會經濟向以房地產資產價值做為彰顯國家經濟實力與活力的表徵,根本破功。

臺灣財富邏輯的量變與質變大疑慮

臺灣在過去將近70年的發展樣態,基本上,與國際間一般正常人類社會的財富邏輯樣態,是相榫合、相共振的。但是,最近幾年的橫遭蹂躪結果,此一國家財富邏輯是否會遭遇重大量變與質變轉化,正引起國內外經濟社會的莫大關注。

過去20多年時間,政府主政當局者基於「公平正義」治國思維的堅持及順從理盲濫情「仇富反商」與「獨尊小確幸」民粹主張,以致一路加碼打擊並企圖扭變臺灣人財富累進慣性與偏好傾向,竟使得臺灣社會加速度從「臺灣錢淹腳目」的浮華經濟,轉變成為一個「窘嗇又不樂意捐輸」的窮蹇社會,許多社會團體都迭迭因為財源失勢而斷炊打烊,邁向近70年來鮮有一見的困頓寒冰期。

至少過去這二十幾年,在兩大面向的打壓國民經濟發展動能,以及挫敗整體國家對外經濟吸引力與臺灣全球競爭力的,根本就是出自於政府主政當局的僵固意識形態治國理念所使然,最關鍵的就是:

● 挫折企業家精神及投資營運意願的措施

  。營業稅要扣17%,個人所得稅最高45%,兩稅合一股利扣抵減半後,另外加2%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整體企業營運稅率達到51.675%;因此民間企業界普遍建議:「最高所得稅率由45%降到40%,兩稅合一回到兩稅分離」。

  。為鼓勵海外資本及企業家精神回流臺灣:政府可以參照日本及最近美國川普做法,鼓勵本國人民多賺外匯回流,可享受稅率優惠,並可以另給獎勵,等於國人在海外獲利,可以大幅度減輕稅負,激勵民間擴大多元賺取外匯。

● 扼殺房市的房屋稅制

  。扼殺房市的房屋稅率也必須檢討,譬如新開發建案、飯店營運者,因為是單一所有權人,無法像一般居住用房舍,分割後稅率比較低,地價稅率可用累進最高的5.5%課徵,嚴重妨礙促進土地利用、扼殺投資,根本不利房地產業之創新開發興建。

  。中央主管機關不宜利用統籌分配款,做為壓迫地方政府公告地價之調幅,嚴重影響地方投資營運之經濟吸引力。

  。應該積極修正《房屋稅條例》,取消起造人1.5%囤房稅,取消路段率與豪宅稅,民眾自用首間免稅,以活潑地方營建市場,均衡城鄉發展。

  。建議政府修正土地稅法,配合近幾年稅基已然逐步提高事實,取消地價稅累進稅率,改採比例稅制方向發展;甚至對於促進土地利用的非囤地者或生產事業,應該予以正面積極之優惠稅率,以資獎勵。

  。積極鼓勵城市區域都市更新:對都更戶移轉予實施者的土地,及其取得之建物,得比照權利變換免稅。

  。金融服務業領頭帶隊打房政策之嚴重錯誤,應適時停止,並配合國際經濟轉向復甦,適切提高投融資成數,期程放寬,現行低利率機制暫時不宜改變。

「就是不願你富」虐政竟在臺灣

在「仇富反商」及「打房」「強征豪宅稅」「打富人稅」「課證所稅」政策的治國理政背後,另有一個極其不利國富成長與國力延伸效果的是,把全世界驗證中,越是先進經濟社會國家越是必須要「藏富於民」的普世通則治國願景,到了臺灣,竟然被逆其道而行地,拋諸腦後,且被轉化成為最不利於自由開放市場經濟國家發展成長的「收歸國營」「藏富於政府」(結果當然越來越多孤貧在民間!)惡果。

當任何一個現代化民主政治國家經濟政策,不再是要「讓人人致富」,卻要針對全體國民實施「就是不願你富」的苛政與虐政,必然就不會是個秀異好國家!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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