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在臺灣，是不是能夠繼續活得下去，已成為當下極其夯熱的社會話題。
蔡英文掌理國政不到兩百天，在臺灣的工商企業界已普遍深切感受，這兩三年必然會是存亡生死交關壓力達到極致時刻，也就是說，現在臺灣的投資營運，究竟還能不能夠繼續活得下去的綠色恐懼症，已然嚴重發作。
所有公司都是「蔡總統事業」？
520以來不到半年時間，在臺灣竟已接連發生：華航空服員罷工、遠東集團被逼用億計鈔票替政府賠錢、彰化市台化工廠被迫關廠，以及十一月份因切斷兩岸互動往來關係引申復興航空停飛解散事件。
每一事件都看到蔡政府罔顧事理是非曲直對錯及既有法律綱紀情理，惟一律曲意於「蔡總統主張認為」，以超限霸道、橫柴逕入，不計國內外社會觀瞻，插手伸進民間私人口袋，凌遲自主經營決策權，並實質掐死民間生意命脈的十足匪類作法，直讓所有在臺灣投資營運的自由企業，都倍感日子已然越來越無法像過去近七十年經驗一樣，祇要勉力就得以活下去。
近逾廿多年演進變化，早使整體營商條件逆轉劣化惡化，凡是自由企業在臺灣，已越來越發喪失其能持恆存活及永續經營空間，此期間外人投資的絕續與國人資本無法順利鮭魚返鄉回流投資，甚至再現逆流外移新波濤，就是最好事實證明。
而更弔詭且引人懸念的是，2016年520後，在執政當局高懸「轉型正義唯一」治國策略之下，自由企業在臺灣，可能全面變成「蔡總統事業」的疑慮，正在漫步惡化加深，並成為國際社會議論焦點之ㄧ。
擊殺民間企業活下去、做下去的意志
一向對外盛稱是臺灣自由市場經濟社會龍脊柱，也是亞洲地區私有財產權制度運作最有成效典型代表的「公司」「企業」「廠商」，竟然就在蔡政府掌政不到兩百天之間，變成為既不能自由亦不能開放，也毫無獨立自主權責，更喪失了自我研判選擇有利目標市場以永續經營的「社會公產」；這當然讓所有企業投資人、資本主、持股人，以及政府官員以外的利益關係人(stakeholders)，都斗然高升一個強烈念頭：在臺灣經商營利，還怎麼能夠活下去、做下去呢？
事實上，臺灣早自李登輝政權開始，所有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公司企業廠商，已然逐步逐步面對越來越發無以守精固元存活下去，乃至永續成長發展經營下去(going business)的「敵意社會環境」大挑戰了；尤其自從蔡英文掌政，高蹈揮舞動用「超級行政霸權」對付民間，更逼使所有內外資本企業都要「非死不可」。
「萬能政府」可以凌駕一切
造成今天幾乎全部自由企業在臺灣都既「做不下去」更「活不下去」的最主要背景成因，正是臺灣經社體制中「政府、社會、企業共構共生」基本架構，已經年累月遭到無限上綱、超限擴張放大的「萬能政府」「萬有政府」所解構、侵奪與絕對凌駕，而告徹底瓦解；今天在臺灣，處處看得到「政府」的無所不在，卻也處處看不到「社會」與「企業」的有份量存在。
五大投入要素悉遭破毀斷絕
第一個讓自由企業在臺灣必死變數是，舉凡自由企業所賴以存活永續營運的五大投入要素，悉先斷絕。包括成長發展所繫賴的經營自主、市場進出自由與市場開放的競爭力，都已被捏死、打破打趴，在政府絕對強勢干預管控之下，徹底殺死了自由企業在臺灣的存活及永續成長發展的可能性。
這樣子的限制與框束，早在李登輝的「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及「民意代表至上」的「絕對民粹主義」治國理念與策略的強力壓制之下，自由企業賴以創生、成長、存活的四大投入要素：「實物資本」、「土地」、「人力資本」及「企業家精神」，就已然開始發生嚴重傾壞、破毀、裁斷問題。洎自2016年520蔡英文輪政擔任總統，更以「轉型正議」作為治國理正的絕對優先唯一上綱至極的執政策略，使得四大投入要素全面寒凍與至極僵滯。
徹底仇富反商
其一是，「實物資本」之橫遭壓制與驅趕：蔡政府「仇富反商」意識型態的實化發作，優先映現於租稅架構及政府行政措施手段，在租稅體制架構中，一方面大範圍加稅，另方面則極力強調對「消滅貧富差距」及「一切弱勢至上」的極端化措施作法，幾乎全盤接受新世紀新共產主義，新資本論法國左派經濟學家湯瑪士·皮凱提（Thomas Piketty）所提議以重稅改變「社會所得重分配」的政策主張，大幅度重課富人稅、商業所得稅、豪宅稅、奢侈稅。
種種作為方式，不啻全面驅趕企業家精神及社會資本離出外逃，此舉的最直接效應是，使臺灣企業家精神的國際排名地位，從1980年代以前亞洲首位王座，淪落成為四小龍之級外，甚至已成為與孟加拉同級的末流之末，如此一來，當然根本摧毀了臺灣產企業經濟的資本累稅及資本固定化基礎，同時也使「最有肇致貧差距加速擴大」的創新、創意與發明，乃至產企業追求精進升級的動能、意志與勢力，都因為「商富原罪」、「賺錢邪惡黑心」的民粹打擊挑釁之下，不得不外流他遷到海峽對岸、南韓、日本，乃至東南亞地區去，反而大大「圖利外人」。
全面墊高社會成本
其二是，「土地」要素利用的益發難以利用。大幅墊高環境空間利用成本，在虛幻不實的「非核家園」意識型態，讓自由企業留存臺灣的關鍵變數能源供給爆發極高度不確定變數；加上絕對綠色經濟的另一個虛幻不務實的意識型態幾乎完全斷絕了產企業在臺灣「實物資源之可利用空間」，數年前國光石化案的破局，以及2016年台化彰化廠關廠收攤，都是「絕對零污染」神話政策的典型犧牲品。
其三是，「人力資本」超額保護的絕對固鎖效應。二十年來義和團式極端勞動保護主義，從工時、工資、職場條件及絕對勞工福利優先的臺灣型基本勞動法制，使臺灣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祇剩下「勞工權益至上」及「創造就業機會第一」，自由經濟社會基礎動能來源的「投資人權益」「股東權益」「市場利害關係人權益」以及「企業活下去的基本權益」，就此完全被忽略或抹殺，其結果臺灣真有能力、真有本事人才，不願意逕吃大鍋飯者，不紛紛他遷外移，另謀出路也難；在一個「人才斷崖」「人才空洞化」的社會，豈有外資前來投資營運，本國資本鮭魚返鄉的可能？在「工作就業機會」越來越空洞化的臺灣，自由企業哪來存活可能、永續經營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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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要「弱勢」鄙棄「財團化」
其四是，「企業家精神」被小腳布給纏死難伸。臺灣資本投資融資的環境條件，也逆轉淪落到「不理性」「不合理開放市場」理則的新情境中：銀行業不應該以賺取利潤為目標，祇能夠儘量投融資於「中小企業」、「零碎企業」、「弱勢企業」，對於有成長性、發展潛力、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或「財團化企業」，則予以更嚴苛更緊縮更高成本的處遇與對待。
「凡商人必奸、必黑心」「凡富人必邪惡」的偏執社會民粹，映現於其他先進繁榮社會都視「致富者才是真英雄」之價值觀，根本無端可為比擬。
「絕對大政府主義國家」
第二個讓自由企業在臺灣必死變數是，「絕對大政府主義者」對於「投資營運自主權」與「私有財產權」的普世價值體制之全盤否定與破壞。
最核心的關鍵改變就是，最近二十年來公司法迭迭修正，逼使普世通則適行的公司（Corporation）組織構成及屬性本質，在臺灣已然根本「被強制高度社會化」，「以社會公益名義的不相干外人」直接進入公司統理機制（Corporate Governance）強力干涉企業自主經營權，同時無限上綱「企業社會責任」的範圍與界限，破壞了「私有財團之自由開放追求合理市場利潤」的初衷準則，扼殺了自由企業公司永續成長發展的基礎動能，最近復興航空解散案，濫用充公（confiscation）手段，讓臺灣營運的自由企業「永續經營（ongoing business）」變成為不可能，因為「萬能政府」所欲強加於在臺灣之產企業，是絕對的「永續責任」（ongoing obligation），而不是永續經營。
高壓擠縮產企業成長發展
第三個讓自由企業在臺灣必死變數是，將仇富反商意識型態「理想」幻化成為徹底擠縮「產企業成長發展」及「對外競爭力提升」機遇。在中小企業處領先、公平會高強度壓抑管控之下，臺灣產企業的規模經濟性（Scale economy）及範圍經濟性（Scope economy）機遇，悉遭嚴重扼殺。
臺灣產企業在「不得有財團化之虞」下，既不能整併、聯盟、結合，亦不得系列化發展，使得產業經濟部門，全面無以追趕也無以參與世界級價值鏈，以至專類專業產品服務供應鏈的全球新競爭型態；更加上政府意識形態的作祟與作梗，肇致臺灣對外經濟發展與全世界自由市場的根本脫軌與斷絕。
最近復興航空之不得不解散，當然與政府「新南向唯一」政策直接有關。以致有論者直指：「復興航空的死因：遭蔡英文他殺所致」之說，不可謂為無端無理。
「朕即天下」治國的殺傷力
第四個讓自由企業在臺灣必死變數是，蔡政府掌政以來，弄法操作「朕即天下」的「超級霸道行政權」，竟然可以完全凌越司法、所有法律規範以及普世通行的一切商業契約；如此作為方式，對於自由企業在臺灣營運的扼殺，更是蔡英文主政以來，對自由開放市場經濟社會的「絕對必殺技」。尤其是，橫生創造出的特殊「行政院發言人」職位，竟然可以凌駕院長及內閣部長權限地位，而擁有全世界國家政府所絕無僅有的「絕對行政霸權」，更是駭世驚俗到了極致。
在這樣子前所未見的新獨裁統治機制下，蔡總統的想法理念以及看得見的偏邪有形之手，幾乎毫可以毫無阻攔直接伸手干預、左右全國公私營企業公司、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則在臺灣的自由企業，豈非都已變成「蔡總統事業」麼？
連「非營利事業組織」也不放過
蔡英文對於自由企業在臺灣的「必殺技」，不但及於「有致富賺大錢」的營利富賈商人，甚至於連財團法人、社團法人「非營利事業組織」之企業型態，也照樣滴水不漏地一無放過。
當所有在臺灣的公司企業廠商，都被「社會公產化」「蔡總統事業化」之後，臺灣政經體制已然事實不再隸屬於國際社會「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圈」國家，而是實質變成為「一切為社會、一切為全民的老式共產主義新經濟體」了。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