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疫情擴散顯示中國黨國體制在風險治理能力上的低度發展，及超趕發展的潛在風險，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威信更是沉重打擊，而台灣的共同體邊界則在一次次的風險輻射下被刻畫出來。
自啟蒙運動以來，對世界秩序的理解與發展不再依賴信仰與傳統，而是由個人理性思考所取代。有效率的科層組織治理與工業資本主義生產成為時代精神，過去依照血緣、親緣與地緣的社會建構方式被徹底翻轉，以配合這個有效率的治理與生產模式。康德（Immanuel Kant）為啟蒙運動下了一個著名的精簡註解：「勇敢地使用自身的理性。」當時的信念是，依循理性建構的世界同時也會產生效益最大的社會。
成功的風險治理依賴資訊透明
不過十八世紀的樂觀理念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已深受有識之士的質疑。為了追求更有效率的治理與分工，專業知識與職業被更加精細分化。但社會功能日益分化的同時，一個能整合分化的治理機制與共同體道德基礎卻無法產生，馬克思（Karl Marx）稱此為「勞動異化」，韋伯（Max Weber）的概念則是「鐵的牢籠」，涂爾幹（Emile Durkheim）更直接地說這是工業社會的「脫序」病態。他們的質疑構成當代社會學的根源，但即使如此，他們也無法完全預見工業資本主義對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傷害可以達到多深的境地。
社會分工的精細化與專業化固然帶來更有效率的產出，但不同知識系統間的整合導致不確定因素增加。水與能源循環使用的有限性、碳排對生態的根本傷害、大規模食品生產的安全性、抗生素施打與病毒演化等等，每一個不確定因素的增加就是風險的加大。全球化是商品、資本、人力與資訊的跨國流動，但它同時也是風險在時間與空間上更大規模的跨國流動。
對風險的治理主要有兩個原則。一個是比較保守的原則「科學證據原則」，也就是除非能舉證有害（例如三聚氫氨含量標準），否則不能對該項產品做出限制。另一個是比較激進的原則「風險預警原則」，也就是除非能舉證某產品（例如基因改造大豆）不會產生危害，否則就不應該生產。
黨國權力集中也讓風險集中
不管哪個原則，共同基礎是減低風險必須依賴資訊透明與相互信任，資訊透明才能釐清風險的爭議範圍，也才容易達成風險治理的共識，建立彼此的信任。
中國的黨國體制是黨取代國家，政治局常委取代黨，最後是總書記取代政治局常委。台灣有些人經常謳歌威權治理的高速發展，但權力集中的過程其實就是風險的集中。過去中國之所以可以有超趕發展，是因為引入的勞力密集工業化是成熟產業，其投入產出的過程是可預見，風險也是在「可控可治」範圍內。國家機器只要強力動員生產要素配合，也就是對勞動力與自然環境的剝削，就會有加速度發展。中國模式之所以令世人炫目，純然是因為量體規模，而不是治理、技術與理念上的領先。
在勞動力與環境成本上升、分工更加精細化之後，系統整合的風險問題必然日益加大。但資訊透明與社會信任卻是黨國體制所無法容許之事。我們在中國鄉鎮進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研究時，就遇到每個鄉鎮政府無法取得隔壁鄉鎮愛滋病資料的問題，要搜集鎮與鎮之間的流動資訊是更上一級的政治單位才有的權力。這就是為何武漢肺炎傳播初期會有「愛國病毒」現象：已經傳到國外，卻不會發生在中國其他省份，因為其他省份根本不知道這回事。
武漢市要等中央拍板後，確診人數與死亡人數才迅速增加，但對疫情傳播的遏止為時已晚。官方在承認病毒會人傳人的同時，卻對流出武漢的五百多萬人到了哪裡全然緘默。十三億人齊卸甲，更無一人是男兒！不管是科學證據原則或是預警原則，中國政府的風險治理能力完全是低度發展國家的水準。
成功的公衛工作就是沒有問題產生，可是一旦沒有問題，人們就會覺得對公衛的經費投入是「浪費」了。中國的高速資本積累很大一部分來自節省這種「不必要的浪費」，現在則被迫付出代價。不只是旅遊團、製造業與內需的萎縮、金融風險的提高，而且全世界都把中國當成瘟疫，比起中美貿易戰，這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威信更是沉重的打擊。
停止自由行旅客意外助台防疫
過去許多人主張「統獨是假議題」，以為只要默認一中原則或想個通關密語，就可以貨出得去，人進得來，台灣發大財。現在世界各國紛紛撤僑的時候，台商卻因為一個中國原則，被迫滯留在祖國共赴國難，直到二月三日才得搭專機回台。另一方面，去年八月一日中國為了影響蔡英文選情，停止自由行旅客，現在看來反而讓台灣避開了重大的防疫成本。地震或疫病，中國都毫不手軟地在國際社會打壓台灣，對內對外再次彰顯了中共體制將政治考量凌駕人民生命安全。台灣的共同體認同則在這種一次次的打壓與風險輻射中確認其邊界。
＊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兼東南亞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