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們會研究和評比每一位總統的功過。但是當他們把視野放得更遠時，總統需要比較的對象不只是彼此而已──他們的領導要被拿來與各種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做比較。總統明白，在每一天裡，如果他做出一個錯誤的經濟政策，就會有一百多萬人丟掉糊口的工作，如果是對敵人做出錯誤的判斷，則會讓成千上萬人喪命。總統們因為他們處理危機的表現得到讚揚或責難——無論是發動侵略戰爭、面對經濟蕭條，還是一場嚴重的石油洩露事故——但是如果總統靠著洞燭機先、防範未然而成功阻止壞事發生，大眾不會知情，也不會予以掌聲。我們知道每一任總統在任的時候所發生的事情；但他們常常同樣感到自豪的是他們讓什麼事情沒有發生。他們想方設法尋找解答，當局勢不如計畫中那樣進展而有可能發生損害時，他們反反覆覆地權衡各種不同的可能，迂迴前進。當總統的職責終於從他們的肩膀上卸下時，那些事情往往才是他們最記憶猶新的。艾森豪將軍因打贏戰爭而備受尊崇，但他最感自豪的則是他任內沒有發生戰爭。「在我的總統任內，美國沒有損失一兵一卒，也沒有丟掉一塊陣地，」他在退休時如是說。「我們維持了和平。人們問我這是怎麼做到的。我向上帝發誓，我只能告訴你，這一切可不是輕易得來的。」詹森在退休返回他在德州的農場後，就拒絕再談論他可能做過的錯誤決定。「我不會讓你把我又帶回越戰那一段時光裡，」他對著他的傳記作者古德溫大聲吼道。「五萬名美國小伙子死了。我們再說什麼也不能改變這個事實。你覺得我該採取別的作法的想法，建立在完全無知的基礎上。因為如果我當初不這麼做，我可能就得為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負責了。」
每位總統都相信自己的決策是最佳的。當福特總統解釋特赦尼克森的計畫，以撫平這個國家漫長的創痛時，他的助理們靜靜地一言不發。「總統的邏輯是無可置疑的，」一位顧問這樣回憶說，「然而我的感覺就好像是看著一個人在我眼前切腹自殺一樣。」小布希為自己留下了阿布格萊布監獄和水刑虐囚等爭議，也幹了遊走法律邊緣的險招（hard call），但是在卸任時他可以拍著胸脯說，在我的治下，所有二次攻擊美國的嘗試都失敗了。每一次當他的幕僚們告訴他他必須得承認他的錯誤時，他都置之不理。現在下結論還太早。「我真心相信，我做的決定會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他說。「不幸的是，如果你在做一件大事，多數時間你都無法活著看到它們發生……而且我完全明白這件事。如果你的理想是推動重大改變的話，你就不應該期待自己在短期的歷史中得到肯定。」
這就是總統俱樂部彼此支持、保持緘默、團結互助的規範的另一個理由。所有的總統都是在不同平行時空中一起旅行的夥伴，在旅程中，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模糊的，其中每個人都基於不同原因而懊悔，且幾乎不存在完美的結果。他們都是不會做出裁決的陪審員，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尚未看到所有的證據——而且他們總是傾向於心懷慈悲。
＊作者簡南西‧吉布斯（Nancy Gibbs）目前為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蕭恩斯坦媒體、政治與政策研究中心」（Shorenstein Center）主任；2013 至2017 年為《時代雜誌》總編輯，同時也是該雜誌史上第一位女性執行總編輯；曾於 1993 至 2006 年間於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寫作教授。共同作者麥克‧杜菲（Michael Duffy）目前為《時代雜誌》副執行總編輯，曾於 2006 至 2007 年間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新聞學教授。本書選自兩人新著《總統俱樂部：從杜魯門到歐巴馬，二戰後歷任美國總統的競爭、和解與合作》（八旗文化）。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