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杜魯門（Margaret Truman）曾經講過一個故事，是關於他父親在離開白宮不久前邀請溫斯頓·邱吉爾共進晚餐的故事。國防部長羅伯特・洛威特（Robert Lovett）當時也在場，另外還有國務卿艾奇遜、大使哈里曼、上將布萊德雷，全都是一時俊彥。
邱吉爾不是一個會放棄高談闊論的機會、或是讓談話早早結束的人，因此，他給這位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丟出了一個問題：「總統先生」，他對杜魯門說，「我希望你已經準備好要如何回答了，當你和我站在聖彼得面前的時候（譯按：指死後接受審判），當他問我們『我知道你們倆要對丟原子彈負責，對此你們有什麼話要說嗎？』」
嗯，這可是一個尷尬的時刻。但是羅伯特·洛威特插話解圍。
「首相先生，您確定您會在和總統一樣的地方接受審訊嗎？」
邱吉爾啜飲著他的香檳，並很有自信地說，造物主不會在沒有傾聽其辯解之前就給一個人定罪，肯定會有一場由其同伴組成陪審團的聽證會的。
遊戲還在繼續。想像一下，他們一起站在天堂門口，有艾奇遜高呼「肅靜，肅靜」。「法警先生，針對溫斯頓·斯賓塞·邱吉爾能否進入天堂一案，你是否要召喚陪審團進場呢？」
這將會是一個由邱吉爾的同伴們組成的陪審團，包括像邱吉爾、羅斯福、杜魯門這樣的歷史偉人，他們都曾面臨道德的拷問，面對難以抉擇的重大決斷，留歷史來評論他們的功過是非。
每一位賓客都假設自己是陪審團裡的一員，他們可以扮演自己喜歡的任何一個偉大領袖。布萊德雷決定要作亞歷山大大帝，瑪格麗特・杜魯門如此回憶；其他人有的是凱撒大帝，有亞里斯多德，但是丘吉爾卻拒絕扮演伏爾泰，一位無神論者，或克倫威爾，因為他不信奉法治。當艾奇遜作喬治·華盛頓時，丘吉爾決定假如他放棄陪審團，境況可能會較好。他相信主審法官——哈利．杜魯門——會逕行宣告他所有的罪不成立。就像其他的每一個人一樣，杜魯門也絕對明白：政治領袖常被迫要在不可接受和不可忍受之間做出選擇，但他們別無選擇，只能一肩扛下。
在邱吉爾的訪問過程中，他向杜魯門坦承：就像別人一樣，他承認，在杜魯門突然接替羅斯福的時候，他也非常擔憂。「我當初太錯判你了，」這位首相說道。「從那時候起，你發揮了比誰都更了不起的貢獻，你拯救了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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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總統俱樂部有一個封緘印章的話，那麼圍繞在邊沿處應該有三個字：合作（cooperation）、競爭（competition）及慰藉（cosolation）。一方面，無論是出於個人私心或是愛國情操，總統們都非常願意提攜彼此邁向成功，並在其他人失敗的時候予以加油打氣。但與此同時，他們也都為了青史留名而彼此競爭。一時的讚揚或責難並沒有多大意義：重要的是他們所做出的決定會如何在歷史長河中發生作用，所以他們追求的救贖也是更永恆的那個。他們是彼此的夥伴；除了他們，誰能夠真正的褒貶臧否他們呢？杜魯門「對那些繼任的後輩總統們有很強烈的好惡」，瑪格麗特回憶；但他不會把心裡的意見說出來。他相信，「任何人，即使是一名前總統，都要在事過境遷以後，才能評價一個人在白宮中的功過是非。」
所以他們都用更宏觀的視角看待彼此。其觀點最特別之處在於，他們更加寬容。每一位總統到最後都會變成一名研究總統的歷史學家。他們閱讀總統日記、反覆思量他們的自傳、決定誰的畫像要掛在白宮的什麼位置，從而讓那些日後將目光投向這些畫像的人能夠心存同理與理解。胡佛甚至寫了一本有關威爾遜總統的書。尼克森會在夜深人靜時，繞著白宮漫步，凝視著那些畫像。他說，「你一走進那些古老的房間，立刻就能感覺或聽到前人的足跡」。他們全已卸任，留待後人追憶。跟歷屆先賢相比，尼克森優劣如何？他捫心自問。「小羅斯福魅力無窮。杜魯門具膽識。艾森豪親和而威嚴。甘迺迪同樣是風采迷人。詹森充滿活力。」他在自己的備忘錄中這樣寫道。但是……「理察．尼克森呢？」
比爾‧柯林頓的書房裡有一整面牆都是關於總統們的書：杜魯門、甘迺迪、羅斯福以及林肯。「有時候，」他的助手史蒂芬鮑洛斯回憶，「好像只有他的前輩們才是惟一了解他的人」。
也許一點也不例外，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林肯的身上，這是一位出身最低卻攀越到顛峰，面臨最嚴峻的考驗並且獲得了勝利的人。亞伯拉罕·林肯是偉大總統的典範。艾森豪是如此著迷於林肯，甚至到蓋茨堡購置了一片農場，畫了一幅林肯的肖像畫，複製後在聖誕節時分送給白宮人員。甘迺迪於一九六一年六月在與赫魯雪夫進行了筋疲力竭的峰會後搭機返國，他的秘書發現了一張掉落在地面的便條紙，上面寫著一行出自林肯的話：「我知道有上帝在那裡——我看到有暴風正在來臨。假如祂為我預備了一個位置，我相信我已準備好了。」這就是像是林肯穿越了一百年的時空，現身給了他一段加油打氣的話一般。在尼克森珍藏的物品中，有一件是他祖母在他十三歲生日時送他的禮物，那是一幅裝了框的林肯畫像。一九七〇年五月九日，在造成四人死亡的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Kent State shootings）發生後五天，這個尼克森總統生涯中最怪異、最能透露實情的夜晚，尼克森和他的隨從馬諾羅·桑切斯（Manolo Sanchez）在凌晨四點十五分離開了白宮，在緊張萬分的特勤保護下，驅車前往林肯紀念堂，和在那裡搭帳篷的學生抗議者對話。他在他的日記中抄下了林肯紀念堂上的一句銘文：「在這座殿堂當中，正如在那些亞伯拉罕·林肯為了他們而拯救聯邦的人們心中，他的精神將永垂不朽。」
柯林頓讀了大衛·赫伯特·唐納（David Herbert Donald）史詩般的林肯傳記：「我不知道以他的精神病史而言，在今天是否還可被選為總統，」柯林頓談到林肯時候說。「但是我所知道的是當林肯成為總統時，這個國家正在四分五裂，他用盡全力來讓這個國家能凝聚在一起，幾乎是一心一意地專注在這件事情和任務中，解除他人的痛苦也減輕了他身上的重擔。」小布希則相當推崇林肯的眼光，在任期間他讀了十七本不同的林肯傳記。「我在那還掛了他的畫像，」有一天他在橢圓形辦公室這樣說道。「我坐在這裡並思考著當兄弟互殘時什麼才是總統的因應之道，他清晰地看到了要如何才能把這個國家凝聚在一起。」歐巴馬是第一個非裔美國人總統，他藉由《解放奴隸宣言》來安撫自身感受到的矛盾：即使是在林肯最受讚揚的功績中，也存在著種種妥協。
歷史學家們會研究和評比每一位總統的功過。但是當他們把視野放得更遠時，總統需要比較的對象不只是彼此而已──他們的領導要被拿來與各種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做比較。總統明白，在每一天裡，如果他做出一個錯誤的經濟政策，就會有一百多萬人丟掉糊口的工作，如果是對敵人做出錯誤的判斷，則會讓成千上萬人喪命。總統們因為他們處理危機的表現得到讚揚或責難——無論是發動侵略戰爭、面對經濟蕭條，還是一場嚴重的石油洩露事故——但是如果總統靠著洞燭機先、防範未然而成功阻止壞事發生，大眾不會知情，也不會予以掌聲。我們知道每一任總統在任的時候所發生的事情；但他們常常同樣感到自豪的是他們讓什麼事情沒有發生。他們想方設法尋找解答，當局勢不如計畫中那樣進展而有可能發生損害時，他們反反覆覆地權衡各種不同的可能，迂迴前進。當總統的職責終於從他們的肩膀上卸下時，那些事情往往才是他們最記憶猶新的。艾森豪將軍因打贏戰爭而備受尊崇，但他最感自豪的則是他任內沒有發生戰爭。「在我的總統任內，美國沒有損失一兵一卒，也沒有丟掉一塊陣地，」他在退休時如是說。「我們維持了和平。人們問我這是怎麼做到的。我向上帝發誓，我只能告訴你，這一切可不是輕易得來的。」詹森在退休返回他在德州的農場後，就拒絕再談論他可能做過的錯誤決定。「我不會讓你把我又帶回越戰那一段時光裡，」他對著他的傳記作者古德溫大聲吼道。「五萬名美國小伙子死了。我們再說什麼也不能改變這個事實。你覺得我該採取別的作法的想法，建立在完全無知的基礎上。因為如果我當初不這麼做，我可能就得為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負責了。」
每位總統都相信自己的決策是最佳的。當福特總統解釋特赦尼克森的計畫，以撫平這個國家漫長的創痛時，他的助理們靜靜地一言不發。「總統的邏輯是無可置疑的，」一位顧問這樣回憶說，「然而我的感覺就好像是看著一個人在我眼前切腹自殺一樣。」小布希為自己留下了阿布格萊布監獄和水刑虐囚等爭議，也幹了遊走法律邊緣的險招（hard call），但是在卸任時他可以拍著胸脯說，在我的治下，所有二次攻擊美國的嘗試都失敗了。每一次當他的幕僚們告訴他他必須得承認他的錯誤時，他都置之不理。現在下結論還太早。「我真心相信，我做的決定會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他說。「不幸的是，如果你在做一件大事，多數時間你都無法活著看到它們發生……而且我完全明白這件事。如果你的理想是推動重大改變的話，你就不應該期待自己在短期的歷史中得到肯定。」
這就是總統俱樂部彼此支持、保持緘默、團結互助的規範的另一個理由。所有的總統都是在不同平行時空中一起旅行的夥伴，在旅程中，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模糊的，其中每個人都基於不同原因而懊悔，且幾乎不存在完美的結果。他們都是不會做出裁決的陪審員，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尚未看到所有的證據——而且他們總是傾向於心懷慈悲。
＊作者簡南西‧吉布斯（Nancy Gibbs）目前為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蕭恩斯坦媒體、政治與政策研究中心」（Shorenstein Center）主任；2013 至2017 年為《時代雜誌》總編輯，同時也是該雜誌史上第一位女性執行總編輯；曾於 1993 至 2006 年間於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寫作教授。共同作者麥克‧杜菲（Michael Duffy）目前為《時代雜誌》副執行總編輯，曾於 2006 至 2007 年間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新聞學教授。本書選自兩人新著《總統俱樂部：從杜魯門到歐巴馬，二戰後歷任美國總統的競爭、和解與合作》（八旗文化）。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