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時間，香港正激烈對抗時，曾與一香港友人靜思，談及香港與臺灣社會發展歷程的不同。最核心當然是香港為一個典型的殖民地社會，主權談判由美國與中國完成，港人基本缺席，因而缺乏主體性。
我們談起有關主體性的建構。臺灣之主體性有幾個關鍵，首先是1949年國民政府遷徙來臺，不管兩岸要不要互相承認，中華民國在臺灣成為一個事實的政權存在。但中華民國遭逢的最大挑戰則來自1971年退出聯合國，不被承認的「中華民國」到底是什麼？政權陷入合法性危機。在這前後發生的釣魚臺事件與保釣運動，正是此種「自我認同危機」的顯現。
這種認同危機到今天依然是臺灣未曾克服的困局，所謂「統獨」仍是一種認同的危機延續。保釣運動便是在那自我認同危機下，學生採取民族主義立場，要求「政府」保衛釣魚臺，以維護「主權」的行動。然而，遭逢聯合國會籍危機下的國民政府很難和美日對抗，因而顯得無力，於是保釣分歧為對左右、國共的不同認同，終而走上了各自的實踐之路。
保釣之後，自我認同危機並未解決，於是「文化」成為自我認同的出路。臺灣開始有了雲門要「跳自己的舞」，李雙澤要「唱自己的歌」，文學上則是「鄉土文學」論戰。回歸現實，回歸土地，回歸人民，終究才是主體的所在。
臺灣開始有了文化覺醒，文化主體，始於退出聯合國、保釣運動。這是非常重要的轉變。
然而，香港似乎少了一個省思什麼是「香港文化主體」的過程。或許是殖民地的性格使然，香港似乎很容易地、一無困難地走向美式消費社會的大眾文化，並且在臺灣大陸風行一時。沒有人會問它是不是「香港文化」。正如不會有人懷疑張國榮、周潤發、梅艷芳不是香港文化，但要說它是香港的文化主體，又不太通。因為那是一種流行，而不是像鄉土文學、民歌運動之於臺灣一般，是一種文化主體的追尋。這是港臺第一不同之處。
其次，臺灣在1980年代有過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那是在經濟發展之後，舊的戒嚴體制無法包容新起的社會力，同時民間力量要求一個更開放的環境，以適應更資本主義化、國際化的新時代。可稱之為「臺灣社會再結構」（restructure），即透過民間力量，使社會重新結構。這個過程使臺灣民間學習運用自己的力量，走上街頭，學習抗爭，學習街頭的意見表達，學習管理的群眾運動中的秩序。所以臺灣雖然有過「衝組」的時代，但很快被群眾自發的管理所克服。這個過程是臺灣非常重要的一課。香港雖然有過群眾暴動，或有群眾抗爭，但就社會運動而言，似乎未曾有過這一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