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的標準是理性，理性的定義就是人與人之間的衝突要通過和平手法解決，不接受使用暴力，一旦用了暴力，那就要被貶斥為野蠻人。但這種要求可能是過度理想的，而且小魔怪經常挑戰着這種理想。印象可以製造無比荒誕的效果。二戰之後美國是世界上使用武力最多和武力程度最嚴重的社會，對外和對內都是，但大家卻認為它是先進文明的代表。當一些香港年輕人和美國政客一起訴說民主自由，迴避討論示威如何暴力的時候，這種荒誕性就好像美軍打着民主自由名義入侵伊拉克，策動敘利亞的政權更迭，充滿正義性，但結果是生靈塗炭
然而，一般已經有偏見的市民依然被意識形態遮蔽，驟然間好像這種場景真是那麼光輝，為香港帶來了光明前景。如果要找到背後的事實，可以看看早前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代表團發言人接受德國之聲訪問，在面對主持人質問時，這位學生代表只能用「I believe……」來搪塞，就好像在唱一首愛情歌曲，只懂得在想像中回應這個世界的追問。音樂世界的浪漫可以是美麗的，但在現實社會，扭曲了的浪漫可以帶來悲劇。年輕人什麼時候可以返回人間，不再披上意識形態的「皇帝新衣」？
內地人一直視香港為榜樣，認為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比較文明，彬彬有禮，守規矩排隊，說話不會這麼多粗言穢語，甚至好像每個人都懂得講英文，是一個尊重法治的社會，深信像文革那種荒誕事件不會在香港發生。這種認知或許在騷亂之後會改變，就好像發現大家脫光衣服之後原來都是普通人。10月之後，內地網絡上針對香港的評論起了變化，看似憤怒的聲音已經不多，可能是講夠了，相反，諷刺香港的內地人卻在增加，就好像突然知道沒有了香港，他們的生活也不會有多少改變。同樣的心態也在香港發生，大家都在適應一種新常態，一些人針對騷亂的地點，繞過去，調整自己的生活規律，盡量與騷亂不衝撞，甚至更多地留在家裏。另一些人的心態就是等，看這些「發癲」的年輕人究竟要「玩」多久，都在賭他們的氣能有多長。最近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直言，示威者的政治訴求不會成功，因為沒有人會應允。其實，確實有些人希望政府積極回應示威者訴求，好讓示威者「返屋企」，只是如果因為自己的懦弱而企圖息事寧人，當一切暴力破壞都不曾發生，香港人對公平正義和法治這些核心價值的堅持將會付之東流。
旁觀者是時候喚醒年輕人
林鄭政府修訂《逃犯條例》不被市民接受，那是因為政府的民意工作沒有做好，當官員指摘反對派政客成功操弄民意，只能是狡辯，試問撤銷修例的結果又能夠怪責誰？反政府示威獲得大多數人支持，但當示威者將行動無限升級，成為暴徒，又如何能指摘不再認同的市民？曾經頗受年輕人歡迎的藝人周柏豪之前的言行都傾向支持年輕示威者，但最近改變立場，要求止暴制亂。這都是暴力造成的結果，真可以說是激進分子自毀長城。當年輕人哭嚎着企圖阻礙正在上班的成年人參與罷工，上班族將他們推開的時候，他們有否認識到大家已經開始疲累，就算依然認同年輕人的情懷，卻無法給這些如癡如醉的人任何實質幫助，連一絲憐憫的目光都不願意再施捨，因為經驗告訴他們生活的深淵是怎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