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到西德的東德足球明星自撞身亡之謎......眼線遍布柏林圍牆兩端，「無處不在」的史塔西

柏林圍牆倒下前，城市中心被這道人造的政治邊界一分為二，橫亙在兩個柏林、兩個德國之間的屏障，也成為隔絕冷戰二大陣營的意識形態高牆。圍牆傾滅前，曾有幾位東德足球員歷經驚心動魄的逃亡過程投奔西德，有人順利開啟第二人生，卻也有人離奇喪命，幕後黑手更直指母國的「老大哥」—東德史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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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透與侵蝕

兩德分裂時期，史塔西動用無數秘密警察竊聽、窺探人民生活的一舉一動，更深入民間社會吸收大量線民，每棟公寓、每間工廠、每所學校幾乎都有「抓耙子」為史塔西打探消息、向上級「打小報告」。

在東德政府垮台前夕，史塔西轄下約有27萬名探員（包括正式雇員及通報者「IM」），平均每63名東德人就有一人成為當局的眼線，每2人中就有1人是史塔西監視、情蒐的目標，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史塔西所滲透。

兩個東柏林小夥子的大逃亡

史塔西的監控網絡遍布社會各個角落，就連足球隊也不能例外，東德最強大的足球隊「柏林發電機」（Dynamo Berlin），長年由掌控史塔西數十年的情報頭子梅爾克（Erich Mielke）擔任榮譽主席。對施勒格爾（Dirk Schlegel）與格茲（Falko Götz）兩位出身東柏林、可說是在圍牆旁一起長大的年輕球員來說，身為國家足球隊的一員，讓他們獲得在當時鳳毛麟角的合法出國機會，卻也代表著祕密警察更嚴密的監視。

This week marks 30 years since the Berlin wall came down - 9 November 1989

I met two footballers who escaped East Germany - this is their storyhttps://t.co/CBQL68oXtQ

— Patrick Jennings (@pr_jennings) November 5, 2019

為了追逐足球生涯的更多可能，兩人開始思考透過出國參加歐洲盃（European Cup）比賽逃離的可能性，總是到森林裡「散步」好幾個小時，藉此避開史塔西的眼線，討論逃亡計畫。第一次，兩人嘗試在球隊赴盧森堡比賽時逃亡，「但無論我們到旅館、餐廳、球場，都有好幾位史塔西的『朋友』跟著我們，完全沒有趁亂逃走的空間。」

自由的代價

當所有隊友聚集在一間唱片行，為家人添購唱片，施勒格爾與格茲默默從後門溜走，他們邊跑邊回頭確認—沒有人追上來。當天晚上，格茲的父親打開電視準備觀賞球賽，驚訝地發現兒子並不在先發名單上；第二天早上6時，施勒格爾與格茲乘坐的火車抵達慕尼黑（Munich），兩人的名字已登上西德報紙的頭條，標題是「東德選手逃往西方」。

逃亡行動雖然成功，但並非毫無代價，格茲當晚打電話回到東德的家，父母在電話中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有人在我們身邊」，此後鎮日被史塔西跟蹤、訊問。為了家人的安危著想，施勒格爾與格茲下定決心盡可能「只談足球、不談政治」，施勒格爾說：「我們明白西德也有很多史塔西的線人，有人在監視我們。」

兩人之所以盡可能保持低調，也是因為一個血淋淋的前車之鑑—1979年，也曾是柏林發電機球員的埃根多夫（Lutz Eigendorf）同樣在出外比賽時叛逃至西德，此後多次大肆批評東德政府。施勒格爾與格茲來到西德前8個月，埃根多夫死於一場自撞車禍，得年僅26歲。官方版本的事故原因是酒駕，但前東德國家青年隊教練伯格（Jorg Berger）堅稱，埃根多夫之死背後有史塔西的手筆。

4000萬份監控檔案 解密足球員之死

隨著柏林圍牆在1989年11月倒下，東德政府瀕臨垮台，梅爾克（Erich Mielke）下令銷毀多年來監控民眾的機密檔案，由於檔案數量太過龐大，導致碎紙機故障，探員甚至得徒手撕碎文件。不久之後，東德民眾發現史塔西的動靜，認為檔案應該保留下來供民眾查閱，甚至當作日後審判史塔西的證物。

在群情激憤下，數千人於1990年1月15日衝進柏林史塔西總部，阻止史塔西繼續毀壞檔案。根據史塔西檔案局（BStU）日後統計，來不及湮滅的文件多達4100萬份、一張張排列可達111公里長，另外還留下150萬張相片、23000個音檔，以及1萬5千個裝滿碎紙的布袋。

兩德統一後，德國聯邦議會在1991年11月通過《史塔西檔案法》（Stasi-Unterlagen-Gesetz），迄今已有超過200萬人向當局申請調閱自己的「案底」。後人也從檔案中驚覺，離奇死亡的埃根多夫當年確實是史塔西亟欲除之的眼中釘。

其中一份備忘錄裡註明「毒藥、毒氣、麻醉」，另外一份檔案則寫著「Verblitzen」—也就是史塔西發明的「絕招」，在黑暗中用強光照射駕駛的雙眼，使車輛失去控制。儘管當局因證據闕漏無法重啟調查，但這似乎為埃根多夫當年的車禍之謎找到了另一種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