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是China,日本不是Japan:《發現東亞》選摘(2)

2019-11-18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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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字音、字義的轉化從來不只是語言變化,背後必然帶入新的認知框架和意識形態。當用「China」,特別是用其背後那套認知框架,來討論「中國」的時候,「中國」自身的變動、雜糅和多元性,就被西歐現代國家體系所強調的那種界限感和同質性取消掉了。(資料照,BBC中文網)

作者認為,字音、字義的轉化從來不只是語言變化,背後必然帶入新的認知框架和意識形態。當用「China」,特別是用其背後那套認知框架,來討論「中國」的時候,「中國」自身的變動、雜糅和多元性,就被西歐現代國家體系所強調的那種界限感和同質性取消掉了。(資料照,BBC中文網)

假想一下:你生活在古代—比如明代吧。一天,打西邊來了個神父,向你打招呼:「你好,我是葡萄牙人。」你怎麼回答呢?你多半不會說「你好,我是中國人」,而會說「我是大明國人」。因為那時,「中國」還不是國家的名稱。清朝以前的更多時候,「中國」是指相對於周邊地區的「中原」地帶,有時也指相對於「夷狄」的「華夏」集團。

那麼,假如你生活在高麗王朝時期的朝鮮半島呢?同樣,你會說「我是高麗人」,而不會說「我是朝鮮人」或「韓國人」。如果你是個戰國時代的日本人,你大概有了「日本」作為群島上大大小小政權/國家總稱的意識,會說「我是『霓虹』(Nihon)國人」。但是葡萄牙神父可能會有些恍惚,因為他只聽說過「Cipan」或者「Jepang」,要費點力氣才能把「接棒」和「霓虹」聯繫起來。

日本人、神道教。(Pixabay)
(圖/Pixabay)

「中國」這個詞出現得很早,但用來稱呼我們這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東亞多族群國家,是晚近的事情。否則黃遵憲、梁啟超等也不會感嘆中國有國無名。這個要仔細說起來,怕幾本書都說不完。我們只需要記得一點,那就是「中國」是個不斷發展演化的概念,就像它的幅員、人口和族群一樣,也是不斷在變化的。現在的人們已經習慣於用近代主權國家體系中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觀念,來理解中國,可中國以民族國家面貌出現,也不過就是一百來年的事情。說「中國歷史悠久」,當然沒問題;但要注意,悠久的這個主體,其實在每個時期都有差異,不能拿現在我們有的(或沒有的),去套用這個不斷演化中的主體,否則會時空錯亂。同樣的道理,對別的國家也是一樣。

今天朝鮮半島上有兩個國家實體:朝鮮和韓國。「朝鮮」來自於半島上延續時間最長的王朝(一三九二至一九一○)的名字。開闢王朝的李成桂擬了兩個國名,拿給明太祖朱元璋裁定。朱元璋選了「朝鮮」。而再往上追,則來自中國史書中記載的半島北部國家「箕子朝鮮」及「衛滿朝鮮」。一般認為「朝鮮」取「朝日鮮明」之意。「韓國」一名源自半島南部、中國史書中統稱為「三韓」的古代部落國家。中日甲午戰爭後,朝鮮王朝脫離了與清國的宗藩關係,曾短暫改國名為「大韓帝國」。二戰後南北分裂,兩個國家都宣稱是半島唯一合法政權,互不承認。因此韓國稱朝鮮為「北韓」,朝鮮稱韓國為「南朝鮮」。是朝還是韓,有著強烈的政治含義,不能用錯。漢語中有時會看到「北朝鮮」或者「南韓」的誤用,其實無論南北都不這麼說。

北韓國旗。(美聯社)
作者指出,漢語中有時會看到「北朝鮮」或者「南韓」的誤用,但其實無論南北都不這麼說。圖為北韓國旗。(資料照,美聯社)

和半島國家一樣,早期日本的歷史,是記載在中國史書上的。日本列島政權和漢朝接觸時,自稱為Wa,漢廷以「倭」字表記。這個倭,只是當時列島諸多小國之一。他們後來覺得「倭」字不雅,改為「和」(Wa),並以「大和」(Yamato)為名。大約七世紀前後,大和勢力北擴至本州北部,改國名為「日本」(Nihon),即太陽升起之地。很明顯,這樣起名字,和「朝日鮮明」一樣,是說給西邊的人(也就是大陸上的人)聽的。如果日本人碰到夏威夷人,當然不能說自己來自「日出之國」。可見,雖是自命名,視角卻在中國,是在和東亞大陸的交往中產生的。早期日本人當然也有從自己視角出發書寫的身分,比如成書於八世紀早期的《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歷朝著史,都是為給政權找個神聖的權力來源,因而越溯到上古,就越是神話。據這兩本書,大和政權的天皇家族一脈,源自天照大神。神話時代對日本的命名有很多種,比如「豐葦原中國」,或者「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國」。不過這些命名本是神話產物,也就不像「日本」那麼被大家普遍接受。

前面談到過,「東亞」(East Asia)是個外來概念,本地人很晚才接受這麼一個分類,並加入自己的理解,塑造身分。同樣,西歐語言中的「中國」、「朝∕韓」、「日本」(以英語的China、Korea、Japan為代表),也都不純是中日韓的本土概念。想想,中國人啥時候自稱過「拆那人」?那麼這些概念又是怎麼來的呢?

「China」一詞,目前較通行的說法是來自梵語中「Cina」一詞,可能是「秦」的音譯。日本人有段時間稱中國為「支那」,亦源於此,起初倒無貶義。歐洲與中原遠隔萬里,耳聞口傳,一是透過印度—波斯帶去的「Cina」;二是蒙古西征時帶去的「Cathay」(契丹,後泛指中國,現通用於斯拉夫語系)。兩個信息來源不一,以致十六世紀之前的很長時間裡,歐洲人不知道二者指的是一個國家。
Korea和Japan,傳說都由馬可.波羅(Marco Polo)最早記錄。他到中國那會兒,半島正是高麗(Koryo)王朝。Korea一詞在演化過程中雖有不同拼寫方式,發音倒近似。風雲變幻,如今生活在朝、韓的人都不自稱高麗。而韓國語中的「高麗人」(고려사람)則成了一個特定名詞,指的蘇聯中亞地區的朝鮮移民後裔。當然,Korea的好處是不論朝韓,政治中性。日本在馬可.波羅那裡記為Cipangu。為啥這樣拼?用上海話讀「日本國」三個字就明白了。估計他是聽當時和日本往來頗多的江浙人聊起的。Cipangu轉到葡萄牙語,就成了Jepang,再到英語,慢慢就成了現在的樣子。所以這個Japan,是歐洲語言多次轉譯的中國南方方言中漢字「日本」的讀音,跟「霓虹」當然差得遠。

義大利熱那亞多利亞-圖爾西宮展示的馬可波羅馬賽克肖像(Wikipedia/Public Domain)
作者指出,Korea和Japan,傳說都由馬可.波羅(Marco Polo)最早記錄。圖為馬可.波羅肖像。(圖/維基百科)

字音、字義的轉化從來不只是語言變化,背後必然帶入新的認知框架和意識形態。當用「China」,特別是用其背後那套認知框架,來討論「中國」的時候,「中國」自身的變動、雜糅和多元性,就被西歐現代國家體系所強調的那種界限感和同質性取消掉了。特別是在處理帝國(empire)、國族(nation)、族裔(ethnicity)這些議題的時候,China和「中國」之間往往顯現巨大的裂痕。「中國」是個多語言、多族群的複合體,但Chinese僅指漢語漢字,很多語境中僅指漢族人。試圖用語言文字、人種、宗教這些通行的現代標準來定義「中國」的努力變得無效:使用漢字和崇奉儒家的不一定是中國(比如朝鮮、越南、日本),而中國內部不都是傳統的漢字儒教區(比如疆、藏、蒙)。域外學界會提出「清朝是否Chinese王朝」這類問題,作為學術討論當然可以。但是二十世紀以來,政治上操弄「滿蒙非支那」、「疆藏非中國」,亦屢見不鮮。

中華帝國北部和西部地區:西藏蒙古和滿洲。(作者提供)
中華帝國北部和西部地區:西藏蒙古和滿洲。(出版社提供)

無奈在主權國家體系下,China所代表的話語邏輯是唯一被接受的邏輯,有一整套科學、法律、倫理、哲學理論來為這個邏輯背書。不要說域外人士,就是中國人自己,在晚清到共和國這段動盪時期,在試圖糅合China話語和「中國」經驗時,也困惑於兩者間既連結又矛盾的關係。很多人試圖以現代西歐標準定義中國,總不得要領。當然,這絕不是說「中國」經驗多麼獨特。正相反,變化、多元和交融雜糅,是所有國家、族群的共性。漢人、日本人也好,朝鮮/韓國人也罷,從來都不是同質的群體。明確的國族界限是近代西歐產物,但它實際也掩蓋了歐洲自身的雜糅性。西歐邏輯是在殖民擴張過程中,和殖民地社會相互碰撞衝擊後逐漸塑造的,它當然吸納了其他地區的經驗,只不過最終還是要為霸權服務。同理,中國也吸納、轉化了許多西歐邏輯(比如民族主義),才成為現在的「中國」,只不過這套邏輯的侷限性在二十一世紀日益凸顯。

中國國旗、五星旗。(美聯社)
(資料照,美聯社)

在這個意義上,如何超越China,把「中國」的經驗匯聚成有普遍解釋力的話語,實在是個大課題。把中國(以及日∕韓)放在區域和全球的框架中認識,是很多人正在嘗試的一個方向。法國史學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說的「沒有法國史,只有歐洲史;沒有歐洲史,只有世界史」,或許就是這個道理吧。

*作者為芝加哥大學歷史博士,現任教於美國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郡分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發現東亞:現代東亞如何成形?全球視野下的關鍵大歷史》(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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