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2015年垃圾示威中還存在另一股被忽視的沉默力量－工人階級。當年內戰結束後，哈里里採用新自由主義基調的經濟重建計畫，以犧牲工農權益為代價，扶持金融與建築產業，但又凍結工人工資，形同將從國家的重建成本社會化，工人境遇因而每況愈下；而黎巴嫩的非正式雇員、小企業比率又極高，導致工人難以組成工會為自己爭權，只能默默承受長年的剝削。故當2015年的貝魯特燃起示威之火時，工人們難掩振奮之情，紛紛趕赴現場，然現實卻狠甩他們一個耳光－由學生、青年、菁英主導的示威核心根本不願接納工人勢力，除了因彼此議程不同外，多少也有點貴族情結作祟。最後工人再度被邊緣化，只能默默離場，繼續回去過被壓迫的苦日子。
以上雖是四年前的街頭樣態，但到了2019年的黎巴嫩，同樣的示威權力結構仍持續作用。在黎巴嫩的社群媒體上，往往可見人們po出抗議者手持iPhone 11、身穿潮服的圖片，底下還會附上幾句嘲諷之語，意指「這麼有錢卻上街裝窮」。倘若此次示威結構仍無法超脫過往宗派主義的束縛，那麼其發展軌跡也很容易預測，大抵就像2015年的示威－前幾個月各方會師，同仇敵愾，空前團結；接著宗派主義就會生效，一般學生於是紛紛離場；不必仰賴Za'im制的菁英學子們會再苦撐一下，最後也是散得無聲無息。
何去何從
黎巴嫩政壇的宗派衝突雖嚴重，但並不代表政治人物們就對此次示威喜聞樂見。由黎巴嫩應對2015年示威的經驗可知，儘管「3月8日聯盟」與「3月14日聯盟」的派系鬥爭激烈，並有持續兩極化的趨勢，但所有互動都可視為對宗派主義的默許；而示威這種結果難料的事，反而才是執政當局最大的敵人。故這兩大聯盟儘管平日水火不容，但在化解示威人潮上，卻永遠存在合作空間。早在哈里里辭職前，原本與其派系相左的真主黨領導人哈桑．納斯拉拉（Hassan Nasrallah）便公開表示，示威就是外國政府意在顛覆黎巴嫩執政當局的國際陰謀，一旦總理被逼辭職，黎巴嫩恐陷萬劫不復的境地。
從示威者的角度來看，此次公民崛起，或許是讓黎巴嫩擺脫宗派主義的關鍵第一步，只要一步步來，黎巴嫩就能逐漸過渡到公民治理的階段。而若由歷史軌跡觀之，此時的黎巴嫩或許就如示威者所說的，正處於轉型的關鍵期，但卻有很大的機率重蹈覆轍，進而重演2015年示威人潮自行散去、2017年總理策略性辭職又反悔的戲碼。哈里里的辭職，從來不是這次示威的關鍵，整個宗派主義已根深蒂固紮在黎巴嫩的社會結構中、烙印在歷史骨血上，哈里里不過是拼圖的一角，黎巴嫩的轉型之戰，得看示威者的權力結構變化，以及執政當局聯盟的調整意願，前頭的路，還很漫長。
＊作者為《中東研究通訊》專欄主筆。本文由《中東研究通訊》公眾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