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婷觀點:總理哈里里的辭職,能否拯救宗派主義下的黎巴嫩?

2019-11-10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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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示威,黎巴嫩總理哈里里宣布下台。(資料照,AP)

黎巴嫩示威,黎巴嫩總理哈里里宣布下台。(資料照,AP)

10月17日,黎巴嫩政府宣佈對Whatsapp用戶課稅,結果引發滔天民怨,民眾憤而走上街頭。在示威活動喧騰近兩周後,黎巴嫩總理薩阿德.哈里里(Saad Hariri)於10月29日宣佈辭職,本就暗流湧動的黎國政壇因而陷入詭譎多變的迷局。對示威者來說,總理辭職或許象徵勝利不遠,但就黎巴嫩自身的宗派主義(Sectarianism)脈絡觀之,此舉恐將導致更大的政治災難。另外某些媒體或許認為黎國此次示威象徵公民力量的崛起、基層的怒吼,然若深究便能發現,這次示威仍無法超克過往的結構性障礙,某些站上街頭者,反而正是底層群眾所鄙視的對象。

黎巴嫩的宗派主義

哈里里總理不僅是黎巴嫩反真主黨大本營-未來運動(Future Movement,تيار المستقبل)的領導,也是反敘利亞代表「3月14日聯盟」「(March 14 Alliance,تحالف 14 آذار)裡的要角。回顧其總理之路,可以八個字總結-坎坷艱辛、高潮迭起。哈里里的父親拉菲克.哈里里(Rafic Hariri,1944-2005)本是黎巴嫩商業鉅子,與沙烏地關係良好,並於1992年至1998年、2000年至2004年間擔任黎巴嫩總理,其不僅大力促成《塔伊夫協議》(Taif Agreement),終結15年黎巴嫩內戰,更主導戰後重建工作,令首都貝魯特重回往昔榮華。

然天有不測風雲,不明人士以汽車炸彈暗殺哈里里,4000磅的TNT驚天一炸,不僅炸出逼退敘利亞駐軍的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也讓其次子薩阿德.哈里里應族人要求走上政治之路,以繼承父親的政治版圖。2009年,哈里里初登總理大位,卻因2011年真主黨成員宣佈退出內閣而下臺;2016年哈里里重回總理寶座,沒想到這次就任不只更加兇險,也更為狗血:哈里里在2017年訪問沙烏地時,突以「伊朗與真主黨在中東過度擴權」、「害怕被暗殺」等理由,宣佈辭去總理職務,並待在沙烏地不肯回國。由於事發經過實在太過詭異,故而引發了「哈里里是人質」、「哈里里其實已被沙烏地挾持」等國際疑雲,導致黎沙關係劍拔弩張。

在各色謠言繪聲繪影下,這出政治驚悚劇的結尾也相當出人意表。哈里里在公開辭職12天後悄悄回到貝魯特,宣佈「中斷辭職」,並表示自己正與總統米歇爾.奧恩(Michel Aoun)磋商。最後其終於在12月5日「撤回辭職聲明」,並對自己在沙烏地的真實境遇絕口不提。回顧哈里里過往的總理生涯,之所以會如此動盪波折,除了外部的伊朗-沙烏地地緣衝突外,國內的宗派主義也是一大主因。在黎巴嫩,要爭取國會議員選舉配額、公務員任用資格、公部門晉升機會等,往往不取決於能力,得視個人的宗派歸屬而定,遜尼派、什葉派、基督徒,各有各的規矩。此般現象的成因,還得從奧斯曼帝國談起。

黎巴嫩示威:示威群眾慶祝黎巴嫩總理哈里里宣布下台(AP)
黎巴嫩示威群眾慶祝黎巴嫩總理哈里里宣布下台。(資料照,AP)

奧斯曼帝國採米利特制(Millet)統馭各族人民,但這裡的「族」卻與血緣關係不大,端看個人宗教信仰而定,故穆斯林有自己的米利特,猶太人與各大正教會也有,各米利特適用不同的宗教法與稅賦。而奧斯曼時代的黎巴嫩也遵循此種分群方式,且因天高皇帝遠,故各米利特都有很大的自治空間,由此種下了各大宗派間的分群自治傳統;當法國人入侵黎巴嫩後,殖民政府也遵照這套體系統治人民,加上利益分配不均,讓各宗派間的分歧日漸加大,例如馬龍派基督徒(Maronite Christians)明顯比穆斯林享有更多特權,由此埋下日後的內戰禍根。

1943年黎巴嫩發佈《國家公約》(National Pact),除定位黎巴嫩的後殖民國家身份外,也正式將政治宗派主義制度化,其重點規範如下:

1.馬龍派基督徒保證不引入外部勢力,接受黎巴嫩的阿拉伯身份,並放棄對黎巴嫩西方身份的主張。

2.穆斯林保證不追求黎巴嫩與敘利亞的一統。

3.總統和黎巴嫩軍隊司令必須出身馬龍派。

4.總理必須是遜尼派穆斯林。

5.國會議長必須是什葉派穆斯林。

6.國會的副議長和副總理必須是希臘東正教徒。

7.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必須是德魯茲人。

8.國會議員席次中,基督徒與穆斯林的比例必須是6:5。

以上規劃林林總總,看似完美無瑕,面面俱到,卻終究經不住時光摧殘。首先《國家公約》中的宗派職務規劃,主要是參照1932年的黎巴嫩人口普查而來,當年基督徒還佔51%的人口多數,故其在《國家公約》中能幫自己爭取優勢地位,將總統職位、軍隊和議會多數牢牢握在手中。但基督徒或許沒料到,黎巴嫩獨立後,普遍貧窮的穆斯林人口增長速遠高於較富有的基督徒,且許多基督徒紛紛移民海外,導致其人口數逐年下跌,漸有邊緣化的趨勢。對此基督政府當局也是心裡有數,故遲遲不敢實施人口普查,結果反讓穆斯林抓到「作賊心虛」的把柄,宗派衝突日趨激烈,加上巴解(PLO)將戰鬥基地遷至黎巴嫩南部,一連串擦槍走火下,黎巴嫩終於在1975年爆發內戰。

這場內戰打了15年,不僅讓黎巴嫩千瘡百孔,也把周遭所有外部勢力全牽扯進來。首先因為敘利亞始終不肯放棄統一黎巴嫩的夢想,故其以協助巴解為名,調兵進駐黎巴嫩,而巴解因將黎南當作反以基地,從而導致以色列以反恐為由入侵黎巴嫩;接著伊朗為了反制以色列勢力,又在黎巴嫩成立了自己的什葉武裝民兵勢力,也就是今日的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各派人馬鏖戰多年,終於在1989年簽訂《塔伊夫協議》,調整出新的宗派職務模式:

1.1943年的《國家公約》規定,遜尼派穆斯林總理由馬龍派基督徒總統任命,故對總統負責;但在《塔伊夫協定》後,總理改為對立法機關負責。

2.國會議員席次中,基督徒與穆斯林的比例改為5:5。

3.總統權力遭到弱化,但總理權力卻提升不少。

總之內戰過後,基督徒雖向穆斯林讓權,卻未能終結宗派主義的傳統,《塔伊夫協議》雖意在化解宗派衝突,卻只是重新固化了宗派間的分野。更糟的是,闖進黎巴嫩的外部勢力也不肯隨內戰結束撤出,首先真主黨民兵以抵抗以色列為由,拒絕解散,最後政府只好讓其就地合法;敘利亞既已駐軍成功,自然也不肯走了。黎巴嫩的宗派主義至此便與大國的地緣政治糾纏在一起。故內戰結束後,政治僵局與內亂成了黎巴嫩的常態,因為各地方勢力背後都是宗派,宗派領導人又常與外部勢力合作,因此國會中往往難得共識。2005年2月14日,總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刺,致使黎巴嫩在「對敘態度」上,陷入嚴重的兩極分化。

當年的哈里里暗殺事件,由於兇手未明,故以色列、敘利亞、真主黨都被懷疑是幕後黑手,結果又觸發新的宗派衝突。3月8日,真主黨組織了一場示威活動,以「感謝敘利亞」為名,向阿薩德政權;但無獨有偶,3月14日也有大批示威者走上街頭,要求敘利亞自黎巴嫩撤軍。兩派人馬自此成形,分別是親敘利亞和親伊朗的「3月8日聯盟」,其成員主要為什葉派加基督徒;以及反敘利亞和親美的「3月14日聯盟」,成員多是遜尼派加基督徒。這次衝突又名雪松革命,最後敘利亞雖被迫撤軍,但黎巴嫩的宗派衝突卻又在革命這攫取了不少新能量。

「3月8日聯盟」與「3月14日聯盟」從此在政壇上瘋狂鬥爭、抵制對方,製造無數政治僵局,更曾導致黎巴嫩長達兩年選不出總統。哈里里2016年二度就任總理後,雖竭力要調和兩派人馬鬥爭,卻蚍蜉撼樹,黎巴嫩政壇又暴力事件頻傳,因而才有那段總理自我放逐沙烏地的鬧劇。後哈里里之所以願回國再任總理,部分原因在於殖民母國法國總統馬克龍、黎巴嫩總統的居中調停。然而宗派衝突還是沒有解決,「3月8日聯盟」與「3月14日聯盟」不僅持續製造僵局,還狂挖對方牆角,哈里里這個總理既當得危險,又身不由己。上次辭職,黎巴嫩與各方勢力花了10幾天才翻轉這個結果;此次辭職,對執政當局來說,其實就是2017年總理出走風波的另類再現,只是這次兩派人馬及外部勢力都無法保證,要花多久才能讓一切重歸原樣。

1882年的奧斯曼帝國國徽,紅星月旗象徵奧斯曼帝國,綠新月旗象徵哈里發,下方垂掛著奧斯曼五軍章。(作者提供,取自維基百科)
1882年的奧斯曼帝國國徽,紅星月旗象徵奧斯曼帝國,綠新月旗象徵哈里發,下方垂掛著奧斯曼五軍章。(取自維基百科)

垃圾山下的示威

而宗派主義不僅常駐黎國政壇,也深入民間各大角落,從而形塑了特殊的示威動員結構。在一般黎巴嫩公民的人生經驗中,多少都要與Za'im制打聲招呼。Za'im(زعيم)在阿拉伯語中為「領袖」之意,置於黎巴嫩的政治脈絡中,則意指宗派領袖。Za'im制能為一般公民提供政治贊助、保護與服務,其領袖主要有兩種統治基礎,一是出身國家一級宗教領袖,二是來自國家和地方的一級宗派選區。

這種權力基礎使黎巴嫩的國家機構成了宗派領袖間的競技場,其中「高級」的宗派領袖,往往就是大黨的要員,既有自己的外交關係和外部贊助商,還能代表黎巴嫩參與國際會議,並能參與表決法案;而地方的一級宗派領袖則為地方市政提供服務與贊助。例如全黎巴嫩約有1,010個市政委員會,當其人手不足又缺乏資金時,Za'im制下的宗派領袖便會代其做些基本服務,比如環境清潔和街道照明,基本上凡是市政職能未能完善處,Za'im制都會設法滿足地方公民的基本需求,例如健康檢查、提供教育和就業引薦等。

平心而論,黎巴嫩的Za'im制其實與中東國家常見的瓦斯塔現象類似。瓦斯塔(Wasta,واسطة)的阿語原意為「仲介」,但在中東政治中則代指裙帶關係。瓦斯塔的根源是傳統的部落社會結構,即金字塔頂端的部落成員(通常指酋長)有權分配財富、調停糾紛;以現代國家的語境來看,酋長的主要責任便是分配利益、並調解人民與政府的糾紛,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內容,就是介紹工作,尤其是政府提供的公部門職缺。故中東各國普遍有一現象,就是公部門龐大但效率極低,因為裡面塞滿各種走後門、靠關係的職員;這些人雖效忠國家,卻也同時效忠部落,對後者的忠誠度甚至更高,因此其往往會掠奪國家資源,私相授受給同部落者。

黎巴嫩的Za'im制雖把部落換成宗派,但效果幾乎相同,即許多黎巴嫩人都要依賴地方宗派領袖的贊助,就算新一代年輕人日漸世俗化,但求職壓力排山倒海而來,即便其並不虔誠,卻仍得仰賴地方宗派領袖為其找個好工作,而這便是其在示威運動中的著力點。2015年7月,黎巴嫩政府突然宣佈關閉貝魯特和黎巴嫩山區的幾處垃圾場,回收公司Sukleen於是暫時停收垃圾,結果導致大量垃圾堆滿城市街道,貝魯特幾乎要淹沒在一片垃圾海中,部分市民為了自救,遂組成「 You Stink!」團體,號召群眾示威抗議,最後演變成超過十萬人上街的社會運動,其主要要求也由收拾垃圾擴及其他層面,包括生態環保、停電、選不出總統的政治僵局等。

然而這次示威在持續8個月後便自動散去,而政府基本上什麼重大改革也沒做,但民眾之所以不願再繼續上街,原因就是宗派主義的反動員。這場示威活動雖有公民崛起的意味,但打從一開始就不是所有宗派都參與,黎巴嫩的宗派衝突如此嚴重,許多老一輩的黎巴嫩人一看到街上的示威者與自己宗派互異,心裡首先就起了排斥感。

2015年黎巴嫩抗議,最初抗議的起因是在7月時,當局關閉了垃圾掩埋場之後,垃圾無法有效處理的問題形成危機,並蔓延到全國。(取自維基百科)
2015年黎巴嫩抗議,最初抗議的起因是在7月時,當局關閉了垃圾掩埋場之後,垃圾無法有效處理的問題形成危機,並蔓延到全國。(取自維基百科)

 

再者根據調查,2015年垃圾示威中的青年參與者數量,以貝魯特美國大學(AUB)居首,敬陪末座的則是黎巴嫩國際大學(LIU)與黎巴嫩大學。AUB是黎巴嫩知名的貴族學校,一學期學費高達7500-10000美金;反觀LIU的學費一學期只要2000美金,黎巴嫩大學更只有81美金。在黎巴嫩的社會結構中,AUB只有菁英階級的孩子才讀得起,一般黎巴嫩人根本想都不敢想。故在這場示威中,一開始各方青年雖在臭氣熏天下發出怒吼,但一般的黎巴嫩人都需要Za'im贊助制來為自己介紹工作,故政府一看情勢大亂,便示意各宗派領袖近場救援,威脅利誘雙管齊下,勸退無法不靠Za'im制存活的年輕人;但讀AUB的菁英學子便不然,其家境優渥,往往不必擔心宗派領袖不幫自己介紹工作,甚至畢業後的第一規劃就是出國就業,最後順勢定居他國發展,因此其不僅參與率最高,也撐得最久。

此外,2015年垃圾示威中還存在另一股被忽視的沉默力量-工人階級。當年內戰結束後,哈里里採用新自由主義基調的經濟重建計畫,以犧牲工農權益為代價,扶持金融與建築產業,但又凍結工人工資,形同將從國家的重建成本社會化,工人境遇因而每況愈下;而黎巴嫩的非正式雇員、小企業比率又極高,導致工人難以組成工會為自己爭權,只能默默承受長年的剝削。故當2015年的貝魯特燃起示威之火時,工人們難掩振奮之情,紛紛趕赴現場,然現實卻狠甩他們一個耳光-由學生、青年、菁英主導的示威核心根本不願接納工人勢力,除了因彼此議程不同外,多少也有點貴族情結作祟。最後工人再度被邊緣化,只能默默離場,繼續回去過被壓迫的苦日子。

以上雖是四年前的街頭樣態,但到了2019年的黎巴嫩,同樣的示威權力結構仍持續作用。在黎巴嫩的社群媒體上,往往可見人們po出抗議者手持iPhone 11、身穿潮服的圖片,底下還會附上幾句嘲諷之語,意指「這麼有錢卻上街裝窮」。倘若此次示威結構仍無法超脫過往宗派主義的束縛,那麼其發展軌跡也很容易預測,大抵就像2015年的示威-前幾個月各方會師,同仇敵愾,空前團結;接著宗派主義就會生效,一般學生於是紛紛離場;不必仰賴Za'im制的菁英學子們會再苦撐一下,最後也是散得無聲無息。

何去何從

黎巴嫩政壇的宗派衝突雖嚴重,但並不代表政治人物們就對此次示威喜聞樂見。由黎巴嫩應對2015年示威的經驗可知,儘管「3月8日聯盟」與「3月14日聯盟」的派系鬥爭激烈,並有持續兩極化的趨勢,但所有互動都可視為對宗派主義的默許;而示威這種結果難料的事,反而才是執政當局最大的敵人。故這兩大聯盟儘管平日水火不容,但在化解示威人潮上,卻永遠存在合作空間。早在哈里里辭職前,原本與其派系相左的真主黨領導人哈桑.納斯拉拉(Hassan Nasrallah)便公開表示,示威就是外國政府意在顛覆黎巴嫩執政當局的國際陰謀,一旦總理被逼辭職,黎巴嫩恐陷萬劫不復的境地。

從示威者的角度來看,此次公民崛起,或許是讓黎巴嫩擺脫宗派主義的關鍵第一步,只要一步步來,黎巴嫩就能逐漸過渡到公民治理的階段。而若由歷史軌跡觀之,此時的黎巴嫩或許就如示威者所說的,正處於轉型的關鍵期,但卻有很大的機率重蹈覆轍,進而重演2015年示威人潮自行散去、2017年總理策略性辭職又反悔的戲碼。哈里里的辭職,從來不是這次示威的關鍵,整個宗派主義已根深蒂固紮在黎巴嫩的社會結構中、烙印在歷史骨血上,哈里里不過是拼圖的一角,黎巴嫩的轉型之戰,得看示威者的權力結構變化,以及執政當局聯盟的調整意願,前頭的路,還很漫長。

*作者為《中東研究通訊》專欄主筆。本文由《中東研究通訊》公眾號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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