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真相就是，是的，從中國1949年建國至今，中國一直處在緊急狀態中。在1976年之前，緊急狀態的內涵直接是以「人民戰爭」的狀態出現。而在1980年後，內涵轉變為「改革開放」。中國學者之所以誤解了此時的緊急狀態，源以誤解商品化的市場經濟消解了國家內部矛盾，從而消解了緊急狀態的政治涵義。經濟從來不是中性的，施米特說得很清楚：「國家和政治沒有借助『經濟』這種定義和建構而被徹底消滅，世界也沒有『非政治化』。經濟的對立變成政治的對立，『經濟權力地位』的概念能夠形成，這些只不過表明，正如從任何領域出發一樣，從經濟角度出發，依然能夠達到政治的核心。」92年的南巡講話就是證明。
因此，全球化不應僅僅作為一個貿易的經濟概念，它是一個有高度政治意涵的政治概念，應當將它理解成「經濟制裁」類似的政治行動。全球化的經濟邏輯就是，全世界各地的商品最終流入美國，賺取美元，再將這些利潤反過來購買美元債劵，而美國就能超額發行債務用來提供政府開支、社會福利和維持軍事力量，這個邏輯的受益者早先是日本，亞洲四小龍；晚近的受益者是中國。這種經濟的融合某種程度維繫了美國的盟國和她的繁榮圈。政治效應就是以這種經濟合作維持國際秩序，美國霸權和美元霸權是互相依靠的。因此金融危機最後成為一種政治危機，超額的貨幣增發加劇了美國本土的貧富差距，而這其實是川普得以勝選最重要的因素。
正如川普的支持者所言：「讓我們奪回國家」。國家仍然是政治概念最主要的象徵，國際政治顯然只是其外延。此刻我們回顧施米特的言論是有意義的。「只要尚有國家存在，世界就必然不會只有一個國家。那種囊括全世界和全人類的世界國家不可能存在。… 若就其無法囊括全人類和全世界而言，政治統一體在本質上不可能具有普世性。如果世界上存在的不同國家、宗教、階級以及其他人類團體間能夠相互一致到不可能、甚至根本無法想像會發生衝突的世界，如果在一個囊括了全世界的國度中始終能夠預防內戰爆發，那麼，朋友和敵人的劃分也將不復存在。世界將不再有政治。」同盟是以國家為基礎的，當國家的基礎遭遇危機時，同盟的意義將不復存在，這是川普當選最深刻的政治教訓。
未來的發展
中國占到美國總體貿易赤字的一半，同時也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縱使美國不會跟中國馬上展開貿易戰，但是像80年代對日本那樣對中國施加壓力是有可能的。關鍵在於川普政府對中國的了解有多深刻。這是個傷敵一萬，自傷八千的遊戲，關鍵在於中國跟80年代日本的差異，中國整個現代歷史所匯聚的主權狀態的緊急性，幾乎深刻的與「經濟成長」連繫在一起，這一點是其他國家不曾發生的。對中國而言，維持經濟成長幾乎等同一場曠日時久的人民戰爭，中國是如此的「講政治」，以至於將經濟、文化、宗教、藝術都綑綁在主權的緊急狀態這輛戰車上。因此任何一點被擊中都是毀滅性的，特別是經濟。
川普要的是一個政治決斷，儘管醞釀這個決斷的歷程如此曲折，也由於牽連的部份太廣大，這個決斷勢必得經過一番抽絲剝繭的精算，但是當這個決斷形成，就是重新定義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作者為政治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