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造勢集會與民調預測選舉，均有誤差。今年許多坊間民調公司，加入想當然耳的手機民調、與年齡加權，其實違反科學原理，反而擴大誤差。
許多人懷疑當前坊間民調作假，可能並沒有作假，而是想因應：手機流行、年輕受者偏少，以直覺錯誤的方法處理，造成相反效果。
就臺灣長期已存在的「53237選民結構」以及「取用行為S-型曲線」觀察，到2020只剩極短的時間有可能影響選民「改變投票」，而選舉勝負更取決於「去不去投票」。
掌握大眾與自媒體者，可改變15％選民，蔡英文領先；擅長群眾集會者，可改變10％選民，韓國瑜較優；而另有15％的選民不一定會投票，如果選情有感動的力量，較可能去投票，且較多投給藍營。而長期一面倒的錯誤民調，卻會導致不投票，則有利於綠營。
如何找到可改變的選民？最理想是採用科學民調，否則，歷史區位資料也可提供相當參考。
民調前的5種選舉預測法
臺灣選舉預測研究，是由本文筆者的團隊於1983年增額立法委員選舉，首度在聯合報推出。但在推動調查法作為選情預測之前，已經存在其他選舉預測的方法，包括：
1.國民黨的組織動員、兵棋沙盤布局法。
2.地方派系，如當年蔡辰洲的金融動員法。
3.當時黨外的檳榔攤樁腳法。
4.媒體的野臺集會估人頭法。
5.政論家的政治觀察法。
以上方法並非完全沒有預測力，甚至有些久任其事的人還推導出「動員參數」，譬如國民黨兵棋法，有「1藍旗﹦3票」論，而蔡辰洲的競選中心有「3套鍋寶、或5個登機箱﹦1票」的估票法等。
但它們都是在封閉社會中，資訊接觸少、人際連繫重的長期習慣反射行為。而1983年選舉是蔣經國開始臺灣民主化工程的里程碑，因為：
一、首度開放大規模的中央民意代表改選。
二、首度有強力具反對政黨性質的組織（黨外中央後援會）加入競爭。
三、首度國民黨調整提名策略，開啟「吹臺青」與「形象牌」時代。
四、首度默許民調登上媒體，且打破「兩報」之「3版頭條」禁忌，公開調查公布原屬被封口的主題，如：萬年國會、臺獨（當時名稱為「自決」）、戒嚴…等。
在大環境的百花齊放之下，民意潛在的S-型發展產生變更，以臺北市8席立委為例，傳統的5種預測方法均認為國民黨與黨外的席次比是：6：2，或5：3，結果卻是7：1，尤其是名次全部失準，被認為鰲頭的和落選的剛好完全相反，被稱為史上第一次選舉大黑馬。
獨有當時首創的民調預測，在席次和排行上均正確，也因此逐步形成民調預測一枝獨秀的現況。
野臺集會：場熱不一定當選
當時媒體預測最常用的為野臺估人頭法，就是現在的集會造勢。那時臺北最熱門的2個搭野臺點，一個是龍山寺廣場，另一個是臺大校門廣場。
攝影記者會在遠方照像，回來分析相片：廣場站滿是一級、可勝；周邊道路牆上也塞滿是二級、必勝；附近建築陽臺窗口都擠滿是三級、大勝。
當時場子最熱的是康寧祥，照片一看，超過三級，連屋頂上都爬滿了人，而國民黨有些候選人，連半場都不滿。所以，各方都認定康寧祥「坐二望一」，除了金融大王蔡辰洲外，沒有敵手。
結果，康寧祥落選；而被看好第一的蔡辰洲，也只有第四名。
「場熱不一定當選」，即使熱度相差懸殊也如是，康寧祥是史上第一個重要範例！
主因是社會變遷，當時資訊封閉，想要「聽過癮」，就必須去康寧祥的場子。其實龍山寺與臺大校門也不大，不到一萬人聚集，相片看起來就驚天震憾了。但即使來聽的人，全部投給你，距離當選還很遙遠。
現在建設進步，集合場地大了很多，但理性上必須認知，出席群眾距離選總統的門檻差得更遠。
但為何康寧祥之前，野臺集會是相當有效的估票法？從前政府掌控或足以影響大多數的媒體，使選民在黨國資訊籠罩下，想找一個出口。
今夕何夕？或許也有新的啟發。
有關1983年增額立法委員選舉與傳統選舉預測5法的進一步資訊，請參考：
今年民調為何可能擴大誤差？
坊間民調習慣宣稱「誤差為正負百分之3」，但以去年2018選舉的43個封關預測為例，沒有任何一個民調與主要候選人的真實得票，都在民調宣稱的正負百分之3之內。有37個民調，即86％的民調與至少一位主要候選人的誤差在百分之10以上，亦即並無可參考之價值。
筆者已在「風傳媒」上，以「自己動手實驗分析」法，展示了坊間民調公司，因綁在同一套調查系統上，而必然共同出現的錯誤。
請參見：吳統雄觀點：2018選舉封關民調0正確，如何避免錯誤預期與國家災難。以下簡稱「民調0正確」一文。
今年民調為何可能擴大誤差？因為今年起許多民調公司，多作了2件事：加入手機民調、與對年輕受訪者加權。
手機民調：清冊扭曲
在「民調0正確」一文中已說明，為何由少數樣本可以猜出全體？必須「過5關」與符合200項條件。
第一關就是抽樣必須達成「隨機性/等機率性」，也就是必須掌握「完整母群清冊」，亦即必須擁有所有選民的電話號碼。
市話的實體清冊有困難，但還可以使用「隨機數技術」設計虛擬母群清冊。
但當前對手機，並無法設計虛擬清冊。所以民調公司的手機號碼無論是自己收集的、或是買來的，都是不完整的。
而政黨委託的民調，經常是由政黨提供手機號碼，其間可以「處理」的空間就非常大了。
「民調0正確」一文已經證明，一般的坊間民調平均誤差其實在正負10％以上，加入手機，直覺上是想接觸手機使用者，但事實上是降低「隨機性/等機率性」，一定會更擴大誤差。
筆者團隊的手機民調作法是：找到指定受訪者，如果受訪者不在家，請家屬告知受訪者的手機號碼。
對年輕受訪者加權：顛倒結果
對年輕受訪者加權的直覺原因是，中外民調都有「在家男性偏少、年輕人偏少」的現象。所以就將樣本的性別、年齡，依據普查資料加權。
但長期研究顯示，年輕人投票的比例本來就比較低，而去投票的通常意識型態比較鮮明、政治態度積極度超過同儕。
即願意回答選舉民調的是年輕人的少數，但經過加權後，他們變成假的多數，更提高了年齡層的影響力，造成巨大的扭曲。
舉一個假設的簡化例子如下：
若總選舉人為100人，投票率為69％（前3次選舉投票率均約66％，總統選舉會提高），按人口普查資料平均分為：高、中、低3層，則下表中的數字正好等於百分比。
若母群、即真實結果如左欄，甲候選人實以36：33，勝乙候選人。
坊間民調由於視覺上，發現低齡層受訪者偏少，於是主觀認為要把年輕人加權如右欄，變成甲候選人反以31.17：37.83，落後乙候選人。
以上是以全體選舉人為分母的標準化百分比。
一般民調與新聞是以投票人為分母，則：
甲候選人事實勝選3％以上，但坊間民調反以45.17：54.83，大幅落後乙候選人近10％。
未達科學標準的坊間民調誤差 + 手機民調誤差 + 加權誤差，其互動誤差有可能超過10％、甚至20％。
科學民調耗時不易
科學民調就是要達成最低隨機性/等機率性的樣本，實務上就不能換樣本，調查一輪最少要4周以上。
美國有一本著名統計書上，第一句話就是：統計是天書。一般人、甚至不少教統計的人也不了解其所以然，又與當前1到3天就要結果的習慣不合，不容易推動。
53237選民結構：解釋歷年選舉
「53237選民結構」是臺灣近40年來的穩定投票結構，發現選民分作「主動」和「被動」投票 2類，
假設總共 20人，每類10人，則：
一、主動投票類10人分作：
5(25%)維持現勢群：意識型態+現勢利益。
3(15%)反現勢群：意識型態+反現勢利益。
2(10%)可變群：根據自己感受的候選人形象。
二、被動投票類10人分作：
3(15%)搖擺群：投社會形象人多的一邊。
7(35%)疏離群：不投票。但其中有最多15％的輕疏離群，如果發生危己/危機事件，有可能去投票。
以上充分解釋過去連3屆選舉，投票率均約66％，而史上僅有2次投票到達80的原因。
取用行為S-型曲線：錯誤的民調有可能影響選情
「取用行為S-型曲線」是發現選民很難改變態度，改變須要漫長的時間醞釀，唯一旦形成「陡轉點」則會發生豬羊變色式的大翻轉。
基於正反「意識型態」投票的2群，可改變性極微，長期追蹤調查發現，30年大約才轉變5％，綠意識型態群超過藍意識型態群。
可變群與搖擺群，有可能隔屆改變投票對象；輕疏離群的投票對象很好預測，而是有沒有足夠的感動與激情去投票。
過去發現，改變最少需要8周，如果沒有創造「陡轉點」，選前8周，選情已定。
但輕疏離群會因為極重大危機事件而發生衝動投票，臺灣史上只發生過一次，即2004之「319槍擊事件」，受影響者雖然只有2％，但足以顛倒選舉結果，也是臺灣史上唯一在選前8周內翻轉者。
有4群選民在相對較早之前，就已經作好選擇，反而是輕疏離群決定最後的選舉結果。
錯誤的民調可把真正只有3％勝負的選情，導出成10％以上的差異，社會氛圍選情一面倒，很可能使輕疏離群放棄投票，影響結果。
各陣營的勝選戰略
有史以來的選戰都是打運氣戰、或「天才與靈感」戰，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黑馬戰役，都是候選人的「天才與靈感」剛好與科學分析相同。
科學分析戰就是因應「53237選民結構」與創造「取用行為S-型曲線」，可歸納為「勝選6策」：
．安撫意識型態相同者
．不理意識型態不同者
．親身接觸可變群
．長期媒體經營搖擺群
．激勵輕疏離群‧不惹重疏離群
根據以上分析，筆者在2014年，就將高雄市可翻轉之區里，告知藍綠2陣營的：總統、院長、與部長級人士，當時無人採用。
而2018的韓國瑜根本不知道，憑著「形象可塑不可造」的天才潦落下去拼，所勝地區與筆者預測百分之百相同。最具指標區是選前人人認為王派基地林園區會大勝，結果仍如筆者預測而不勝。
競選時間已經不多，亂槍打鳥、重複同溫層、頭撞銅牆鐵壁，效率均不彰。要把子彈用在對己方較可能改變、陡轉的地區。
蔡英文長期掌握大多數大眾與自媒體，占有包覆搖擺群優勢，但操控媒體如果形成壓制言論自由的「炸膛」，反而會激出輕疏離群投票。
韓國瑜擅長群眾集會，宜主攻可變群、輕疏離群，只炒韓粉區，無法排除成為康寧祥第二。
長期一面倒的錯誤民調，易導致不投票，有利於綠營。藍營要有高妙的感動力量，才能拉平。韓國瑜與柯文哲其實都有相同的天才與靈感，但由於媒體量上的巨大差異，使兩人完全相同的事件，在媒體上表現出來的評價變成完全相反。
如何找到可改變的選民？最理想是採用科學民調，否則，歷史區位資料也可提供相當參考。
＊作者為大學退休教師，臺灣第一個選舉預測團隊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