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從同志大遊行看見作爲「跨國同志社群」的台北

2019-10-26 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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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同志大遊行,挺同人士高舉彩虹。(資料照,甘岱民攝)

2018同志大遊行,挺同人士高舉彩虹。(資料照,甘岱民攝)

今天,在遊行口號「讓我們成為彼此的好厝邊」的號召下,我們一起走上街頭,慶祝第十七屆台灣同志大遊行。這場遊行不僅見證了台灣逐漸健全的民主制度,也展示這個蕞爾小國將給予社會中的少數群體更多的保障。

如同知名法律學者陸梅吉(Margaret Lewis)所説:「台灣於2019年5月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顯示的是人權、權力分立與愛在這個島嶼上的勝利。」雖然最終以專法通過同性婚姻難免令人失望,但台灣在過去十年間所發生的的巨大轉變仍然讓世界矚目,我們已脫離1970、80年代性少數群體普遍的傷感,一如白先勇在《孽子》中所描寫的那樣:「在我們的王國裡,只有黑夜,沒有白天。天一亮,我們的王國便隱形起來了,因為這是一個極不合法的國度:我們沒有政府,沒有憲法,不被承認,不受尊重,我們有的只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國民。」(註1)。

2016-07-07-《細說紅樓夢》新書發表會-白先勇02-甘岱民攝
白先勇(資料照,甘岱民攝)

而這個過去威權統治下的台灣,如今已成爲老一輩人的記憶,如今,40歲以下的同志們所認識的則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台北,一個「具有科技感,在實體與虛幻中穿梭的的自由城市。這座城市中,交織著全球同志的主體,媒介和慾望。而如今,同志作為性公民的權利也進入到了這個城市空間中。」台灣的「暖實力」,與日漸成形的國家主體所帶來的協同效應如今已經不容忽視。

而在過去二十年間,臺灣作為一個「同志友善國家」的形象也逐漸深化。在去年台灣同志大遊行落幕後,一則英文新聞便以「台灣何以成為亞洲對同志最友善的國家」(How Taiwan became the most LGBT-friendly country in Asia)為題,敘述道:「臺灣作為一個小國,竟然能舉辦一場如此大規模的同志遊行,這背後,無疑說明台灣已成為亞洲對於LGBT群體最友善的國家⋯⋯台灣的同志大遊行不僅是為了台灣人而舉辦,同時也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國際遊客,而事實上,這些遊客也大多來自那些鄰近臺灣,對於性少數群體較不友善的國家。」(註2)。

20181125-高雄同志大遊行,挺同人士高舉彩虹。(甘岱民攝)
2018年11月的高雄同志大遊行。(甘岱民攝)

人類學家Dredge Kang在一篇討論曼谷中產階級同志的文章中指出:「台北已成為區域同志旅遊的先驅,這使得來自台灣的同志伴侶,以及台灣的次文化在亞洲同志中格外受歡迎」(註3)。而我個人的學術研究將延續這個主張,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探討過去十五至二十年閒,我所指稱的「台北作為跨國同志社群」如何反映了Dredge Kang所論述的「亞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新秩序」(註4);換句話說,亞洲開始想望、嚮往亞洲,而不再是西方。

這種「亞洲區域主義」的現象在性少數群體中也日益浮現。這個趨勢很大一部分受到跨國媒體消費的影響,譬如台灣的影音平台GagaOOLala以及流行於台灣與泰國的Line TV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除此之外,廉價航空的普及,各類LGBTQ相關活動(如派對、遊行、社運工作坊等等),以及其在各大社群媒體平台上,以不同亞洲語言投放的廣告,亦都驅使台北作爲「跨國同志社群」的構想成爲一種可能。

台北這過去二十年間的變化恰恰反映了性別研究學者余燕珊(Audrey Yue)與梁學思(Helen Hok-Sze Leung)所稱的「酷兒亞洲城市的新想像」。這樣的想像促使了「新的同志城市在亞洲的浮現與穩固」(註5)。也因此,台北成爲了我開展研究的重要場域。

20181027-2018台灣同志大遊行。(簡必丞攝)
2018年10月在凱道舉辦的台灣同志大遊行。(資料照,簡必丞攝)

而在這個場域中,我選擇1990年代末與2000年初作為我的研究起點,這種關注的原因主要可歸結爲以下三點:其一、台灣第一個立案登記的LGBT非政府組織「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成立於西元1998年;其二、葉永鋕事件發生於西元2000年4月20日。葉永鋕,一位年僅15歲,因性別氣質而遭受霸凌的國中生,在學校廁所被發現倒臥於血泊中,他的死引發了社會的關注,並促成了政府與民間對於性平教育和LGBT族群權益的改善;其三、第一屆台灣同志大遊行於西元2003年11月1日在台北舉辦,如今已成為亞洲區最盛大的LGBT活動。我認為上述這三個關鍵在1990年代末與2000年初匯合,促成了台灣在亞洲首次的「酷兒能見性」。

而在其後的2009至2019年間,台北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同志友善城市,這樣可見的進步可歸功於兩個關鍵。政治上,一群專業的台灣律師於2009年組織成立了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這些律師的法律專長與策略迅速為已停滯不前的同性婚姻運動注入新的能量,也將同婚議題推向國際關注;與此同時,在科技發展方面,同志交友軟體Grindr也在2009年於全球發佈,這款利用地理定位功能的智慧型手機軟體也重新定義了男同志間的社(性)交關係。

在海外最具市場的男同志交友軟體 Grindr,有著超高的用戶數跟用戶黏著率。(圖/維京人酒吧提供)
男同志交友軟體 Grindr。(圖/維京人酒吧提供)

我研究的另一個目標,則是更全面了解「台北作為同志社群」這個概念如何透過數位與跨地域的論述,來強化台灣長久以來缺乏的國家主體性。我將注意力放在亞洲國家的性少數群體如何討論台灣?以及台灣同志如何行銷自己的國家與身份認同?希望透過這些關注,來闡釋英國媒體學者謝蘊迪(Adina Simona Zemanek)所稱的,那些「深具意義(卻長期被邊緣化)的敘事,這些敘事不僅對抗霸權體制,也反映台灣人民經歷轉變與現代化過程中的日常生命經驗。」

在行銷國家形象與主體過程中,旅遊業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台灣卻尚未全面發展以同志為主打的旅遊宣傳。舉例來說,泰國的觀光局(T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 TAT)在2013年推出了「去泰國,大解放!」(Go Thai, Be Free)的觀光口號,目的在吸引更多LGBT遊客到泰國旅行。即便泰國如今仍是一個極權政府,此觀光宣傳至今日依然盛行。而在今年年初,泰國觀光局更推出一系列的宣傳影片。相對來說,台灣的觀光局曾經於2012年嘗試過類似的觀光宣傳,然而最終在遭遇眾多反對聲浪下黯然結束。

近年來在新南向政策的主導下,台灣和泰國的商業和教育交流日漸頻繁,又因廉價航空的普及,越來越多的泰國遊客因嚮往台灣的自由風氣而到台灣旅遊。除此之外,到台灣觀光的日本同志遊客數量也急遽成長,許多日本旅行社和LGBT雜誌開始為遊客規劃「同志大遊行」行程,甚至將台北形容為「亞洲最臨近,最熱門的同志旅遊地點」。

台灣已經準備好透過「暖實力」來加速經濟成長。然而不同於泰國的是,台灣這一系列的進步價值與政策並不是一種基於經濟目的「粉紅裝飾」,而是一種真正對於人權的關切和承諾,而隨之而來的經濟成果只不過是附加的紅利。

20181027-2018台灣同志大遊行。(簡必丞攝)
作者認為,台灣已經準備好透過「暖實力」來加速經濟成長。圖為2018同志大遊行。(資料照,簡必丞攝)

我們需更全面了解台灣發展同志旅遊的潛力與能動性,尤其是對於鄰近亞洲國家旅客的吸引力,並善用這樣的暖實力。尤其在面對中國逐漸限縮台灣國際空間的情況下,台灣的同志「暖實力」將為台灣獲取更多的外部支持。在台灣生死危亡的關頭,這不該被貶為是「擷取資本的同性戀帝國主義」(註6)。台灣的酷兒自由主義得已發芽是眾多草根組織與公民奮鬥的成果,而不是來自國家由上而下的「賞賜」,若將這些人權鬥士的奮鬥成果形容為助長資本主義的擴張,將是一種自大且無視脈絡的表現,尤其當考慮到,這些進展完全是台灣人民所自行發起的。

距離台灣退出聯合國已50年的今日,台灣在性公民權上的發展無疑是對中國的一大挑釁。台灣的存在既艱難卻又饒富適應力,其自由價值,以及其透過民主制度所賦予亞洲性少數社群的性公民權「將看似相異的邏輯與典範,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組合起來」,進而創造出一個文化理論學者Kara Keeling所述的「框架以外的未來」(註7)。這樣的未來不僅拒絕了中國對台灣前途的宏大敘事,更強調台灣對於國家前景的自決;這不僅表達了一個酷兒的去殖民化,更堅決抵制中國對台灣那種異性戀霸權和帝國主義式的想像、或是反對者口中那種「台灣不可避免的統一」。劉奕德(Petrus Liu)在其專書《兩岸酷兒馬克思主義》(Queer Marxism in Two Chinas)中聲稱此「酷兒去殖民化」背後的動機是台灣政府為了與中國做出區隔的「政治考量」與「刻意營造的政治形象」,然而這種簡化的思考方式所展現的不僅是一種過時且具中國中心主義的論點,更是透過學術的艱澀論述來包裝對於台灣實質進步的攻擊—這些進步是台灣本地社會運動者在過去十年間付出血汗,由下而上推動修改台灣的法律制度的成果。

因此,當我們今天浩浩蕩蕩地在台北的街頭齊步遊行時,讓我們一起謹記過去的努力,思考此時此刻的進展,並向台灣的同志人權奮鬥者致敬,感謝他們的奉獻,終讓台灣變得更好。

註[1]:白先勇,《孽子》。

註[2]:Nikhil Sonnad, <台灣何以成為亞洲對同志最友善的國家>(How Taiwan became the most LGBT-friendly country in Asia)。

註[3]:<傾向東方:泰國中產階級同志對「白種亞洲人」之慾望>(Eastern orientations: Thai middle-class gay desire for “White Asians”),2017年發表於期刊Culture, Theory and Critique第58期2號。

註[4]:頁22

註[5]:<酷兒亞洲城市:新加坡與香港>(Notes towards the queer Asian city: Singapore and Hong Kong),2017年發表於期刊Urban Studies第54期3號,頁747-748。

註[6]:Jonathan McCormack,<同性戀帝國主義:征服世界以獲取資本>(Homo-Imperialism: Queering the World for Capital),2019年發表於The Agonist (http://www.theagonist.org/essays/2019/04/15/essays-mccormack-queering-the-world-for-capital.html)。

註[7]: Kara Keeling,《酷兒時間與黑色未來》(Queer Times, Black Futures),紐約大學出版社出版,頁204。

*作者戴擁浩(Adam K. Dedman)現為墨爾本大學文化研究博士候選人,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跨國LGBT社群在台灣的觀光和移民活動;編譯者:陳仲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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