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遊行口號「讓我們成為彼此的好厝邊」的號召下，我們一起走上街頭，慶祝第十七屆台灣同志大遊行。這場遊行不僅見證了台灣逐漸健全的民主制度，也展示這個蕞爾小國將給予社會中的少數群體更多的保障。
如同知名法律學者陸梅吉（Margaret Lewis）所説：「台灣於2019年5月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顯示的是人權、權力分立與愛在這個島嶼上的勝利。」雖然最終以專法通過同性婚姻難免令人失望，但台灣在過去十年間所發生的的巨大轉變仍然讓世界矚目，我們已脫離1970、80年代性少數群體普遍的傷感，一如白先勇在《孽子》中所描寫的那樣：「在我們的王國裡，只有黑夜，沒有白天。天一亮，我們的王國便隱形起來了，因為這是一個極不合法的國度：我們沒有政府，沒有憲法，不被承認，不受尊重，我們有的只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國民。」（註1）。
而這個過去威權統治下的台灣，如今已成爲老一輩人的記憶，如今，40歲以下的同志們所認識的則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台北，一個「具有科技感，在實體與虛幻中穿梭的的自由城市。這座城市中，交織著全球同志的主體，媒介和慾望。而如今，同志作為性公民的權利也進入到了這個城市空間中。」台灣的「暖實力」，與日漸成形的國家主體所帶來的協同效應如今已經不容忽視。
而在過去二十年間，臺灣作為一個「同志友善國家」的形象也逐漸深化。在去年台灣同志大遊行落幕後，一則英文新聞便以「台灣何以成為亞洲對同志最友善的國家」（How Taiwan became the most LGBT-friendly country in Asia）為題，敘述道：「臺灣作為一個小國，竟然能舉辦一場如此大規模的同志遊行，這背後，無疑說明台灣已成為亞洲對於LGBT群體最友善的國家⋯⋯台灣的同志大遊行不僅是為了台灣人而舉辦，同時也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國際遊客，而事實上，這些遊客也大多來自那些鄰近臺灣，對於性少數群體較不友善的國家。」（註2）。
人類學家Dredge Kang在一篇討論曼谷中產階級同志的文章中指出：「台北已成為區域同志旅遊的先驅，這使得來自台灣的同志伴侶，以及台灣的次文化在亞洲同志中格外受歡迎」（註3）。而我個人的學術研究將延續這個主張，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探討過去十五至二十年閒，我所指稱的「台北作為跨國同志社群」如何反映了Dredge Kang所論述的「亞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新秩序」（註4）；換句話說，亞洲開始想望、嚮往亞洲，而不再是西方。
這種「亞洲區域主義」的現象在性少數群體中也日益浮現。這個趨勢很大一部分受到跨國媒體消費的影響，譬如台灣的影音平台GagaOOLala以及流行於台灣與泰國的Line TV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除此之外，廉價航空的普及，各類LGBTQ相關活動（如派對、遊行、社運工作坊等等），以及其在各大社群媒體平台上，以不同亞洲語言投放的廣告，亦都驅使台北作爲「跨國同志社群」的構想成爲一種可能。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民主臺灣的同志暖實力 ｜ 更多文章 ）
台北這過去二十年間的變化恰恰反映了性別研究學者余燕珊（Audrey Yue）與梁學思（Helen Hok-Sze Leung）所稱的「酷兒亞洲城市的新想像」。這樣的想像促使了「新的同志城市在亞洲的浮現與穩固」（註5）。也因此，台北成爲了我開展研究的重要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