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的方法，難以得到正確的結論
幾天前總統提名新的司法院院長人選，引發一些爭議，有人的問題，也有事的問題。後者主要是大法官能否「再任」？理由為何？
解釋法律與填補法律漏洞，是法律人終生的工作，二者意義與功能各不相同。第一種情形，有案件事實，也有相關規定的法律條文，此際就相關法條所進行的理解工作，稱為解釋。解釋的客體是法律條文，必須先有法條存在，才有解釋的工作。
另一種情形，有案件事實，但找不到可以適用的法律條文。此際，不必然但有可能出現法律漏洞，必須經由解釋途徑，才能確定是否有法律漏洞；也就是說，必須確認，對該事件法律應該要有所規定，但事實上卻沒有。對於立法者的疏失，或立法時不能預見，或其他原因，以致於應有法律規定的事項，事實上卻沒有法律可用，就是有法律漏洞。大法官是否能夠再任，憲法無明文規定，找不到可適用的法條，因此不是解釋，而是法律漏洞的問題。
各種解釋方法都是由學說所創造出來，百年來有四種解釋方法： 1.文義解釋、 2.歷史解釋、 3.體系解釋、 4.目的論解釋，為大多數法律人所接受，而成為通說；當然並不排除任何人未來發展出第五種或第六種方法的可能性。
有提及「1997年修憲時的國民大會修憲實錄並未有隻言片語提到再任」，但這只是意謂立法者對此議題沒有表示意見，並不能由此推論出，贊成或反對的結論。因而此一論述是錯誤的：「既然憲法是規定不得連任，怎能超越文義，強解釋成也包括禁止再任，一生只能任職一次？」
針對法條沒有規定的事項進行討論，不是從事解釋工作，自然沒有「強解釋」的情形，而應是思考填補漏洞的問題。無論贊成或反對再任，都與「連任」文義無關，更不可能有「超越文義」的情形。這是法學方法上分不清解釋與類推之別，而產生誤導性的結論；並以此為依據，認為再任不違憲。
有些基本觀念，在此也一併釐清。嚴格解釋涉及基本態度的寬嚴，擴張解釋則是涉及解釋結果的取捨範圍較大。二者之間準據不同，並無關聯，不能並排論述。從嚴解釋情形，例如刑法因動用公權力處罰的特性而盡可能避免入罪，「罪疑有利被告」（大多數人稱為「罪疑惟輕」）就成立犯罪可能性而言，是典型的嚴格態度。其對應概念為從寬解釋，例如大法官的釋憲案涉及人民憲法上的基本自由時，「有疑問時，應享有自由」。
擴張解釋情形，其對應概念為限制解釋。例如「人民有服兵役義務」議題，在性別上人民包括男女在內，是擴張解釋；若僅限男人，則是限制解釋。如果脫離法學方法論上的慣用術語，更適當且易懂的名稱為「廣義」與「狹義」。限制解釋與擴張解釋，二者都不屬於解釋方法，只是就所得的結論範圍大小，進行選擇。無論採取何種，仍都必須提出論證作為說明依據，例如為何採擴張解釋，而不採限制解釋。
法律解釋，始於文義，終於文義，與大法官再任無直接關聯
「法律解釋，始於文義，終於文義」這一簡略語句，與大法官是否能夠再任並無直接關聯，不能作為支持再任的論證。此句包涵二個不同層面的議題，而且確定的是，與嚴格解釋或擴張解釋也無關。二十多年來在法學方法論的課堂上，我一再強調，由於解釋方法有二種以上，因而出現下述問題：1.在適用順序上，是否其中一種必須最先採用？2.由不同解釋方法而得到不同的結論，尤其是相互矛盾時，會不會產生方法之間的效力位階問題，類似下位階規範（命令），不能牴觸上位階規範（法律）。
「始於文義」係涉及適用方法的順序，在多數方法當中，必須先從事文義解釋，目的在於避免對可採用的結論事項有所遺漏；「終於文義」則指另一議題，瞭解可能的整體文義後，採用文義範圍大小（廣義與狹義）的問題。解釋的結論，即使採取擴張解釋（廣義），也不能超出「可能的字義範圍」之外，否則就進入填補漏洞、創設新規則的情形，不再是屬於解釋範圍內的工作。探討再任，不是解釋，而是進入填補漏洞的問題。
「再任」議題，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並沒有規定（該條只有規定連任問題），其性質是憲法是否有漏洞；若有，應何填補？分不清解釋與類推之不同，所從事的法律推論與判斷，較難確保其正確性；即使得到正確的結論，也可能只是偶然的。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司法院長提名一齣荒謬的憲政鬧劇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