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4日，鮑里斯·強森接替德蕾莎·梅伊入主唐寧街10號，成為新一任英國首相。從記者、倫敦市長、外交大臣再到保守黨黨魁，各種爭議事件彷如烏雲般，在這個政治正確掛帥的年代，一路籠罩著他前行。鮑里斯從不諱言自己對伊斯蘭與移民的輕蔑，不只極力反對土耳其加入歐盟，還曾引用低級詩歌來嘲諷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
但有趣的是，鮑里斯看似跟土耳其有著深仇大恨，其曾祖父阿里·凱末爾（Ali Kemal，奧斯曼土耳其語：عَلِي كمال بك，1867-1922）卻是奧斯曼帝國的內政大臣，並跟鮑里斯有著類似的發展軌跡－以記者之身開啟職涯，接著坐上了大臣之位。但阿里·凱末爾的運氣就沒曾孫好，他剛好生在奧斯曼帝國最動盪的年代，經歷了青年土耳其黨奪權、亞美尼亞大屠殺、第一次世界大戰、帝國解體，最後於土耳其獨立戰爭期間被害，結束55歲的一生。而遇害的原因，則與觸犯了當時的社會禁忌有關。
禁忌的亞美尼亞大屠殺
阿里·凱末爾生於土耳其北部的昌克勒省（Çankırı Province），父親是當地望族，母親則是個切爾克斯人（Circassians）。切爾克斯人原居於高加索山區，共有12個部落分支，但18世紀末後，俄羅斯帝國開始了侵吞高加索的進程，切爾克斯人於是被迫湧入奧斯曼帝國，或成為奴隸、或成為戍守俄奧邊界的戰士，這便是阿里·凱末爾父母相遇的由來。
而在阿里·凱末爾早年的記者職涯中，外出旅行是家常便飯，某次他於瑞士邂逅了英國少女溫妮弗雷德·布倫（Winifred Brun），兩人相談甚歡，後於倫敦成婚，婚回返回奧斯曼的伊斯坦堡居住。1909年，青年土耳其黨人發動政變，廢黜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而凱末爾一向反對青年土耳其黨人的激進民族主義理念，故為求自保只好流亡英國，直到1912年風聲稍過才回來。
流亡期間，溫妮弗雷德為阿里·凱末爾誕下一子－奧斯曼·威爾弗雷德·凱末爾（Osman Wilfred Kemal），此前兩人已育有一女賽爾瑪（Selma）。但由於溫妮弗雷德生完奧斯曼後便死於產褥熱，而阿里·凱末爾又即將返國述職，故姐弟倆只好留在英國，由外祖母瑪格麗特·布倫（Margaret Brun）照顧。一戰期間，奧斯曼同德意志帝國結盟，與英國互為敵對關係，在英土耳其人因而陷入了尷尬的境地。賽爾瑪與奧斯曼為免去不必要的麻煩，只好抹去名字裡的土耳其痕跡，將姓氏由凱末爾改為強森（外祖母婚前的姓），奧斯曼更開始使用中間名威爾弗雷德。後其以威爾弗雷德·強森之名娶了愛琳·威廉姆斯（Irene Williams），兩人生下英國保守黨政治家斯坦利·強森（Stanley Johnson），其長年處理世界銀行及歐盟工作，但要論聲望，斯坦利還是比不上當了首相的兒子－鮑里斯·強森。
鮑里斯的曾祖父阿里·凱末爾於1912年回到奧斯曼帝國，10年後他也步上了兒子的改名後塵，只是兩人的差別在於，兒子是生前主動改名，他卻是死後被人冠上汙名，一切還得從奧斯曼晚期的民族獨立潮談起。19世紀初以來，歐洲的民族主義思潮傳入奧斯曼帝國，激發了境內各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例如1821年的希臘獨立戰爭、1875年的保加利亞起義等，其背後多有俄羅斯、英國與德意志的煽動，令帝國頭痛不已。
為應對少數民族的分裂動力，帝國開始宣傳「奧斯曼主義」，即強調帝國人民不分族裔，同為奧斯曼人，具平等的公民身分，與中華民族的論述邏輯十分類似。但奧斯曼主義經歷坦志麥特改革（Tanzimat）、第一二次憲政後，終究功敗垂成，主因在於許多穆斯林不願跟其他「奧斯曼人」平起平坐，因在過的米利特（Millet）制下，非穆斯林需負擔較重的稅賦，如今的「人人平等」，在穆斯林看來等於「剝奪我的特權」，故群起抗議，政府最後只好放棄。1912年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爆發，保加利亞、蒙特內哥羅、塞爾維亞與希臘組成聯盟，將曾經的母國奧斯曼狠揍一頓，還瓜分了馬其頓，並讓阿爾巴尼亞獨立，這場戰役令所有知識份子對奧斯曼主義徹底寒心。
在多元治理的藍圖崩壞後，奧斯曼帝國轉而訴諸宗教，推行泛伊斯蘭主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便是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哈米德首先打出哈里發的大旗，要求歐洲各國穆斯林起身反抗殖民統治，最終成功動員了奧匈帝國的阿爾巴尼亞穆斯林、俄羅斯帝國的韃靼人與庫爾德人、法國的摩洛哥穆斯林、英國的印度穆斯林等，對上述國家的統治造成一定的影響；此外哈米德更出資興建漢志鐵路（Hejaz Railway），由伊斯坦布爾一路開向麥迪那，既能防止阿拉伯半島獨立，更能在呼籲全世界穆斯林捐款的過程中鞏固自己的哈里發權威。然而儘管蘇丹的海外人氣不錯，但帝國內部的穆斯林卻不怎麼買單，更別說是不信伊斯蘭的亞美尼亞人。
自從保加利亞在1885年成功獨立後，奧斯曼帝國的亞美尼亞人便羡慕不已，從而開始了一連串獨立要求，加上俄羅斯的煽動，「亞美尼亞問題」于焉成形。然而蘇丹哈米德明白獨立運動就像推骨牌一樣，倒了第一個之後若不力挽狂瀾，結局就是雪崩式獨立潮。於是其暗中收編東部省分的庫爾德人匪徒，並賦予其半官方地位，默許他們大肆迫害亞美尼亞人，從而引發了哈米德大屠殺（Hamidian Massacres，1894-1896），40萬人因而命喪黃泉，其中還包括3萬名被誤殺的希臘人與亞述人，迫害的喪鐘就此響起，哈米德因而被西方媒體取了個「血腥蘇丹」的綽號。往後亞美尼亞人的處境每況愈下，甚至連奧斯曼軍隊偶爾打了敗仗，也會編個「亞美尼亞人是內奸」的藉口，但當時歐洲各國一心只想奧斯曼分崩離析，故對亞美尼亞的人道危機漠不關心，往往隨口譴責一下便作壁上觀。
1909年，青年土耳其黨人廢黜蘇丹哈米德，並於1913年發動高門政變，廢黜大維齊耳，實行由恩維爾帕夏（Enver Pasha）、塔拉特怕夏（Talaat Pasha）、傑瑪爾帕夏（Jamel Pasha）共治的「三帕夏寡頭制」，泛伊斯蘭主義政策就此下臺一鞠躬，換上了泛突厥主義的血腥獨角戲。土耳其青年黨人首先將外交重心由巴爾幹移向中亞，企圖讓奧斯曼與其他突厥民聯繫起來，以恢復破滅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其也著手將奧斯曼「淨化」為突厥人的國度，說穿了就是種族清洗。自1913年三帕夏寡頭制開始，軍官們與聯合進步委員會（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簡稱CUP）共同策劃了希臘大屠殺（1913-1922）、亞述大屠殺（1914-1924）、亞美尼亞大屠殺（1915-1923），幾百萬人就這麼含冤而死。
一戰之後，奧斯曼帝國解體，青年土耳其黨人就此失勢，但亞美尼亞大屠殺仍是不能公開談論的禁忌，尤其若是發表與政府立場相左的論述，便會有生命危險。然而時任內政大臣的阿里·凱末爾卻以身犯險，屢屢在報紙上撰文批評現任當局「不只無意平反亞美尼亞人的冤情，更包庇前朝戰犯，形同將國家榮譽置於塵土之中。」之後土耳其獨立戰爭爆發，其更公開反對凱末爾（此處指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土克將軍），並成立「親英協會」（İngiliz Muhipler Cemiyeti），主張讓英國擔任土耳其的保護國，阿里·凱末爾因而成了民族主義者的箭靶。1922年，陸軍將領努爾丁帕夏（Nureddin Pasha）命人綁架阿里·凱末爾，並讓一群暴徒將其私刑打死，死後高掛屍體供人觀看，暴徒還在他胸前吊了塊牌子，上面寫著「阿爾丁·凱末爾」（Artin Kemal），其中「阿爾丁」是虛構的亞美尼亞姓名，意在羞辱凱末爾「這麼想幫亞美尼亞人說話，就去當亞美尼亞人吧！」
在那個奧斯曼帝國崩解、土耳其共和國誕生的瘋狂年代，阿里·凱末爾為亞美尼亞大屠殺而亡，然而日後在世界的另一個角落，卻有一群人上演了復仇行動。
馬爾他流放與復仇女神
一戰結束後，1919年的巴黎和會決議懲處奧斯曼戰犯，包括參與種族清洗的高級軍官、政要和行政人員。然而因土耳其百廢待舉，戰後仍需青年土耳其党人協助重建，故在凱末爾的暗中授意下，負責審理的土耳其軍事法庭並未嚴加追究，不僅故意放走策畫大屠殺的三帕夏，使其有機會流亡海外，更銷毀大量文書證據，事後再謊稱「丟失」。最後受懲處的多是某些曾加入CUP的作家、記者，以及找不到政治力來庇護自己的人，處罰方式就是流放馬爾他（Malta），故史稱「馬爾他流放」（Malta Exiles）。但從結果來看，這並不算很重的懲罰，例如宣揚泛突厥主義的詩人齊亞·格卡爾普（Ziya Gökalp，1876-1924），其雖於1919年被流放，但1921年就回國了，還在1923年出版泛突厥主義巨作《突厥的原則》（The Principles of Turkism），後更任職於教育委員會，參與1924年的土耳其憲法起草。
而正因土耳其軍事法庭對種族清洗如次縱放，不僅令鮑里斯的曾祖父勃然大怒，也激發了亞美尼亞人的復仇行動。1920年起，亞美尼亞革命聯盟（Armenian Revolutionary Federation，ARF）啟動了代號復仇女神（Operation Nemesis）的暗殺行動，許多志士紛紛投身其中，也因此成了亞美尼亞近代史上的民族英雄：
- 阿朗姆·耶爾加尼安（Aram Yerganian，1900-1934）
耶爾加尼安生於奧斯曼帝國埃爾祖魯姆省（Erzurum），因1915年大屠殺而逃往高加索地區，後加入ARF，並於1920年成功暗殺策動巴庫大屠殺的亞塞拜然民主共和國第一任總理法塔利（Fatali Khan Khoyski），更在1922年於柏林成功暗殺CUP創黨元老沙基爾（Behaeddin Shakir）。
任務結束後，耶爾加尼安移居布宜諾賽勒斯，擔任當地亞美尼亞報的編輯，並於1931年成婚。然而婚後不久，耶爾加尼安就感染了肺結核，只好移居阿根廷的科爾多瓦養病，最後仍不敵病魔，於1934年病逝。其遺骨葬在當地的ARF總部。
- 索戈門·特利里安（Soghomon Tehlirian，1896-1960）
特利里安也生於埃爾祖魯姆省，並幾乎在大屠殺中失去全部的家人。1921年，其於柏林成功暗殺大屠殺的策劃人、同時也是三帕夏之一的塔拉特帕夏，並被當地警方逮捕，國際輿論譁然。面對審判時，法官詢問特利里安是否內疚，他回答：
我不認為自己有罪，因為我的良心很清醒......我殺了人，但我不是兇手。
最後十二名陪審團經過討論後，做了無罪的判決，特利里安獲釋。這件審判案震驚國際，波蘭猶太裔法律學者拉斐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因而反思：
殺人償命意義何在？為何有人殺了一百萬人，付出的代價卻比殺一個人要少？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其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也對此事多有討論。
經歷過大風大浪後，特利里安於舊金山安享晚年，最後葬於加利福尼亞的亞拉臘山公墓。
- 阿沙維爾·希雷基安（Arshavir Shirakian，1900-1973）
希雷基安生於伊斯坦堡，在大屠殺期間加入ARF，擔任走私武器、傳遞情報的地下工作。1921年其於羅馬成功暗殺薩伊德·哈里姆帕夏（Said Halim Pasha），並於1922年與阿朗姆·耶爾加尼安合作，共同在柏林暗殺沙基爾。晚年其與妻子生活在美國，遺骨葬於紐澤西州的哈肯薩克公墓。
這群志士裡面，有許多人是大屠殺的倖存者，他們心中不只有淘天國仇、更有熊熊燃燒的家恨。即便如今的ARF已成了亞美尼亞政壇的瀕危小黨，但在當年混亂的國際情勢中，其是亞美尼亞人唯一的民族精神寄託，是實踐正義的唯一希望。
心結仍在的土亞關係
這些年來，亞美尼亞總將「促使土耳其承認大屠殺」作為外交政策的一環，國際也早有共識；但土耳其抵死不認也有其考慮，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一旦承認，勢必損及國家身分與尊嚴；
二是承認大屠殺是政府所為後，便要以國家預算編列賠償款項，金額想必十分龐大；
三是如今的亞美尼亞領土只是曾經的「東亞美尼亞」（Արևելյան Հայաստան，Arevelyan Hayastan），「西亞美尼亞」（Արեւմտեան Հայաստան，Arevmdian Hayastan）還在土耳其的統治下，亞美尼亞至今從未放棄對土耳其東部的領土宣稱及要求，土耳其一旦承認過去有強制驅逐亞美尼亞人的行為，那麼恐怕往後在東部鬧獨立的就不只庫爾德人了。
大屠殺已過去百年，土耳其與亞美尼亞的外交關係雖已正常化，但歷史心結仍在。蘇聯還在時，亞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徽就曾引發兩國齟齬，原因在於國徽裡面出現了亞美尼亞人的聖山亞拉臘山（Mount Ararat），但亞拉臘山其實位於土耳其境內，故土耳其便向赫魯雪夫抗議：
亞美尼亞這是在暗示自己擁有亞拉臘山的主權嗎！？
結果赫魯雪夫聽後便四兩撥千斤地回答：
但貴國也把月亮放在國旗上阿，意思是月球也是你們專屬的嗎？
後來此事不了了之了，亞拉臘山至今仍在亞美尼亞共和國的國徽上。
從1922年算起，凱末爾已逝世97年，然而今日的土耳其社會仍難以公開討論亞美尼亞大屠殺，甚至多以「1915年事件」稱呼之。平心而論，整起亞美尼亞大屠殺是泛突厥主義傳入奧斯曼帝國後鑄下的人道悲劇，但若無英俄等國於事前拼命煽動亞美尼亞問題，以及於小規模屠殺發生時的作壁上觀，或許也就不會有1915年如此嚴重的種族滅絕事件。土耳其雖是劊子手，但在一旁搧風點火的強權們，身上也同樣沾滿了亞美尼亞人的鮮血。
*作者為《中東研究通訊》專欄主筆。本文由《中東研究通訊》公眾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