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春鴻觀點：選舉，是一種必然的災難？

香港一個多月來的抗議行動，被美國人說成「最美麗的風景線」。中國的發言人對此表示，那麼希望這種美麗的風景線在美國越多越好。

你那一票真的那麼「神聖」嗎？

香港事件起於「反送中」，抗議行動之所以遲遲不落幕，底牌在最近露出來了，「香港不是中國」的標語開始出現。很明顯地，香港人內心深處有不願意認同中國揮之不去的厭惡感。就不提商業利益，檯面上最漂亮的，也是西方國家包括台灣執政黨趁機敲邊鼓的，就是認為中國提供給香港人的不是真民主。因為香港特首是由中國提出了候選人的名單才要讓他們投票的。其實，在所謂民主國家，選民(elector)只是自以為「享有一種威嚴的特權」，但恐怕還是為別人早已選好的人投票。」就別說選特首或是總統，你我非常可能連選個市議員都沒有能力。在民主國家，幾乎沒有人不是用「市場區隔」的概念去打選戰的。選民手中自以為「神聖」的那一票，往往只是一個漂亮的蛋糕當中的一小塊。候選人只要得到1/3或更低的票數，他就當選了。簡言之，香港人選特首和臺灣人選總統，兩者的區別只在於香港人選的是「國家」替他準備的幾組人馬；臺灣人選的是「市場」為他準備的那幾組人馬，如此而已。一個被政府機器綁架；一個被市場機能綁架。

政客早就發現你被蟲子咬過

綁架，從法律來說，這是一種罪行；從道德來說，這是一種懲罰。相當程度而言，群眾到了選舉，就被候選人綁架了，被意識形態綁架了。更準確地講，不是被候選人綁架，而是被自己綁架。因為除非自己願意，否則意識形態不太容易自動套在自己的頭上。

「自命清高」的人很難理解，為什麼有人會變成韓粉、柯粉、英粉、郭粉。你跟他講過三分鐘的話嗎？你跟他四眼對望超過三分鐘嗎？政治人物非常清楚他要在市民的心目中得到好的印象，並不是去做很多的政績；而是在蛋糕其餘的2/3的「版圖」上捅出一個蜂窩來。「政客專愛去搖晃鄰居家的果樹，以便把蟲子從窩裡轟出來。」(A statesman who shakes the fruit trees of his neighbors—to dislodge the worms.) 政客早就發現，你被哪些蟲子咬過，並且你很肯定某個候選人會來幫你的傷口擦藥。

選舉，告訴我們災難不可免？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人生就像浮萍，大家都悶得很。好不容易又到了選舉，當個什麼粉的，其實也不壞，至少讓自己有個思想重心。在「粉族」的人看來，那些找不到粉味的人是失根的浮萍，真是悲哀，他們自以為是到簡直變態的程度。變態為何？不成群結隊就叫變態。就思想和行為而言，不尋粉味靠攏，自命清高、與眾不同、不被候選人綁架的人真是無福之人。 （相關報導： 「郭王合」成形！王金平證實：郭王會相談甚歡，共識是一起為台灣前途打拚 ｜ 更多文章 ）

選舉這事兒，只有一個好處，會不會就是告訴我們災難不可免。「這東西最能準確無誤地提醒我們：我們此生的事情不是我們自己能安排得了的。災難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我們自己的倒楣，另一種是別人的走運。」(A more than commonly plain and unmistakable reminder that the affairs of this life are not of our own ordering. Calamities are of two kinds: misfortune to ourselves，and good fortune to others.)

民主的成功必有先決條件，台灣做到幾個？

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早就指出，要成功地推行民主體制必須要有一些先決條件。

1. 政治人物必須有高尚的品德。他說：「民主方法本來是要創造出職業政治家，然後民主方法又把政治家變為業餘的行政長官和政客。通過投票站上的勝利挑選人的這種辦法，往往是不利於在領導工作方面會成功的人。」如果政治家沒有足夠的道德標準，只是把競選與當選當作奮鬥目標，一旦掌握了政治權力，其後果是非常可怕的。在台灣，縣市議員選舉要花費500萬到800萬元；縣市長選舉花費至少億元起跳；選總統花100億以上是逃不掉的。我們可以合理的懷疑，政客就像牙醫，「一種變戲法的人，他一邊往你嘴裡放金屬，一邊從你口袋裡掏金錢。」(A prestidigitator who, putting metal into your mouth, pulls coins out of your pocket.)。道德為何物，恐怕已經無影無蹤了。

2. 政治決定的有效射程不能太遠。他說，人類社會是個複雜龐大的機器，許多事情，包括審判「犯罪」都會有許多特殊的背景。因此，簡單地想把任何事情都靠立法解決，整個機器就可能陷人癱瘓。如果只強調立法，一方面最後可能造成許多「冤、假、錯案」；另一方面有可能讓政府工作完全陷人僵局。把任何事物都歸於國家的管轄範圍，最終國家的監管權有可能再轉化為腐敗的根源。政治的「射程」到底能擴展到多遠，不僅取決於民主方法，也取決於各個個別事物的特殊性質與環境。

3. 要有責任心的官僚隊伍為其服務。熊彼特認為，「官僚機構如果只在日常行政工作上有效率，以及聘任有資格做顧問是不夠的。它必須強大到能夠帶路，如果必要，還要教導當部首長的政治家們。」他說，政治家們不能隨便蹂躪文官制度，不管政治家們或公眾發覺自己受到了這種制度阻礙時，也要適當的尊重。我們從最近的總統專機走私香菸案，看到政府如何將人事任命權伸入到小小的華航，可以看到政治的分贓事多麼嚴重，還談甚麼有責任心的官僚隊伍？

4. 民主體制中的決策者必須有自制、自律能力。他說：「議會中的政治家一定要抑制自己，不要隨意打算推翻政府或者找政府的麻煩。如果他們這樣做，任何一個成功的政策都會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就是不能惡鬥。我們在台灣看到的反而是政客「滿懷惡意地把自己想做卻沒有機會去做的種種惡行加於他人身上。」(Maliciously to ascribe to another vicious actions which one has not had the temptation and opportunity to commit.)

不妥協，結果只會找到一個獨裁者；妥協呢？

英國哲學家羅素在談論民主政治時，也談到民主體制中的各黨派必須要有一定的妥協(compromise)精神，才能使民主政體這個機器運轉起來。羅素認為：「民主政治的困難在於它需要做好妥協的準備。失敗的一方不應把某項原則看得過於重要，以致怯懦到屈服；另一方面，多數派也不應濫用優勢，以致引起反抗。這需要實踐、對法律的尊重，以及相信他們意見也許並無惡意。而更為需要的是，絕不可有一種會產生巨大恐怖的狀態，因為在這種狀態中，人們會去尋找領袖。 一旦找到，便會聽命於他，結果使他很可能成為一個獨裁者。」

但是，我們在所謂的民主國家，包括台灣，看到的最好的妥協，常只是「一種對利害衝突的調整。它使對立的各方都覺得自己得到了本不該得到的利益，除了他們分內的東西外，什麼都沒失去。」(Such an adjustment of conflicting interests as gives each adversary the satisfaction of thinking he has got what he ought not to have, and is deprived of nothing except what was justly his due.)。

沒有把對方打趴，把對方的資源都掠奪過來就算客氣了。你說，選舉，是不是一種必然的災難呢？ （相關報導： 「郭王合」成形！王金平證實：郭王會相談甚歡，共識是一起為台灣前途打拚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