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家歡樂幾家愁,布列敦森林體系的繼承者們: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

2019-07-27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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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前,國際社會首次尋求全球經濟共同框架。今天,在布列敦森林創建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貿組織等一類多元機構情況如何?

75年前,國際社會首次尋求全球經濟共同框架。今天,在布列敦森林創建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貿組織等一類多元機構情況如何?

1944年7月,諾曼第登陸之後,盟軍在法國與德軍展開殊死戰之時,44國代表聚集在美國新罕布夏州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奢華的華盛頓山旅店。他們的目標:為戰後全球經濟秩序確立框架條件。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美國助理財長懷特(Harry White)躬逢其盛。他們兩人以及當時規模還小的聯合國的代表們獲得成功,為布列敦森林體系(英語:Bretton Woods system)打下了奠基石,在這一體系下,全球經濟戰後合作得以展開。

 

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誕生之時

1944年7月22日,他們的方案最終得以通過。直至今天都是世界銀行集團中心部分的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旨在促進國際間在貨幣政策上的合作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基石得以奠定。

當時,凱恩斯還希望創建第三個組織,用於促進和規範貿易、原料市場。但到1947年10月30日,國際貿易關稅總協定(GATT)才得以簽署。該協定自1948年1月1日起生效,直到1995年被世界貿易組織(WTO)取代。

1945年12月27日,隨著29國簽署一份相關協議,IMF正式問世,並於1947年3月1日開始運作。

危機融資和全球監管

根據創建成員們達成的共識,IMF的任務是,便利全球貿易的擴展及均衡增長、促進匯率的穩定、參與一種多邊支付系統的設置。此外,該組織還應從共同的財政備款中向危機成員國注資,提供幫助,但條件是「暫時的、並要有恰當的保險措施」。

該組織的另一任務導致產生這樣的現象:德國這樣的外向型經濟國家定期受到該組織的警告。因為,自建立起,減少成員國之間在國際支付中的不平衡現象就屬於IMF的中心使命。

75年後,這些機構現況如何?

問世75年後,布列敦森林創造的這些機構現況如何?柏林科學於政治基金會(SWP)專家迪特(Heribert Dieter)認為,這些機構都處於巨大壓力之下,不僅是由於美國同中國及其它貿易伙伴之間的衝突:「局面相當困惑,說輕些,所有這3個機構都感受不到歡欣之感。」

迪特指出,世界銀行的問題還算是最少的。盡管如今受到中國倡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新絲綢之路的重大挑戰,世界銀行的正常業務基本還能順利進行。

他強調,IMF和WTO的情況就困難得多了。他指出,「WTO局面甚為吃緊。尤其是美國人指出,中國加入WTO已經18年,依然不認為自己也應恪守WTO精神。」

北京在智慧財產權保護問題上的態度以及變相提供國家補貼的做法,也一再被美國總統川普用以作為強硬應對中國的理由。

中國作為「遊戲規則的改變者」

即使IMF目前尚不需要應對某個金融危機,經濟專家們仍一致認為,若中國或義大利面臨金融崩潰局面,IMF將沒有能力相助。因此,該組織亟需改革。

近年來,中國的大規模計畫,對作為開發和基礎設施計畫傳統貸款者的世界銀行,構成嚴重挑戰。迪特指出,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倡議是世界銀行的公開競爭對手。

不過,在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之間人們必須有所區分。迪特指出,亞投行相對透明,非中國玩家也參與其中,它是一家多邊銀行,當然對現有銀行構成挑戰,但問題不大,因為它有某種透明機制,中方不堅持必須由自己掌控放貸程序。

他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就不一樣了,根據該倡議,接受國和中國之間簽署雙邊協議。他指出,「過去12個月至18個月出現某些相當成問題的情況:中方向肯亞或斯里蘭卡這樣的國家提供過度昂貴的高息貸款,然後,將無法償還的貸款轉成向負債國提出的非常具爭議補償要求,造成非常困難的情況。」

非洲對中國看法轉變

迪特指出,很多計畫起初很有吸引力,例如,在肯亞就是這樣。但是,看到從蒙巴薩至內羅畢的鐵路後,他想起了上世紀60年代管理糟糕的開發援助計畫。他指出,中國承諾多於實幹,事實證明,中國並不像它極力想讓外界相信的那麼無私。

很多跡象顯示,如今,在東南亞和非洲,正出現對中國的角色及其動機的新評價。注入了巨大心血、舉行了隆重開張儀式的肯亞鐵路和中國設計的貨運港費用昂貴,大大不如使用載重車運輸來得劃算。在西非國家獅子山,政府取消了中國建造機場計劃。迪特指出,獅子山政府的解釋很直接:「我們不需要這樣的機場,因為它由中國勞工建設,由中國企業承包,中國出資。我們雖得到一座機場, 但也得到一份巨額帳單。」

中國對外貸款之高創紀錄

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的一項最新調查結果表明,中國的對外貸款數額遠大於外界所知。從2000到2017年,外國負債人須歸還中國的資金數量從不到5000億提升至超過5兆,或者說,從佔全球經濟總量的百分之一增至百分之六。危險之處在於:中國向開發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發放的國際貸款中約50%未出現在官方統計上,從IMF或巴黎俱樂部這樣的監控機構,到評等公司或私人數據研究服務商,均不知情。

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專家霍恩(Sebastian Horn)、特雷貝施(Christoph Trebesch)與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共同得出了一個讓人不安的結論:雖然中國出資的許多計畫對接受國而言大有用處,尤其是在基礎設施領域,但由於債務數字龐大、缺乏透明性,它們也隱含了金融穩定風險。如果對中國被欠債務中的一大部分根本就不為第三方所知,則無論是私人投資者還是IMF都無法估計當事國的債務承受能力及爆發危機的機率。這些研究者的結論是:「人們在分析國家危機時無異於在暗中摸索。」

迪特認為,WTO也存在著巨大的改革需要。他表示,WTO依舊有用、依舊必要,但也有問題:一些已經相當發達的國家仍在該組織內聲稱自己是開發中國家,並因此得到優惠待遇,「這當然不會讓那些老工業國高興,美國人因此施加很大壓力,歐洲人稍稍克制些 。」

新歐盟執委會的家庭作業

不過,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的專家不認為歐盟會在美中貿易爭端下傾覆。他指出,眼下,美國人和中國人佔據了新聞標題,但作為貿易一強的歐洲仍處於前列,人們也無須擔憂歐洲企業的競爭力。

然而, 他強調,將擔任歐盟執委會下屆主席的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必須重新考慮這一問題:歐洲貨幣聯盟製造經常帳盈餘,促成其他國家與地區向歐元區申請借貸,「應該慎重考慮,這是不是一個好主意。」

在貿易政策上,歐盟以一個聲音說話,並依然與美國人和中國人平起平坐。對迪特來說,需要考慮的是另一個問題:「歐洲如何站位?我預計,在與中國人的持續爭端中,我們遲早得表明態度:是支持美國人,還是站在中國人一邊?腳踏兩隻船行不通。這問題很快就必須得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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