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麼謙虛啊，我想。都要八十歲了，還用「小學生」形容自己。
楊絳曾說，她最喜歡的是寫小說，這願望卻到文革結束次年才實現。1935年她從清華外文所畢業就在《大公報》副刊發表第一篇小說〈璐璐，不用愁！〉。同年與錢鍾書結婚到英國、法國留學，既要讀書又要照顧阿圓，沒空再寫小說。1938年秋天返國後，錢鍾書邊教書邊寫作，在昆明完成散文《寫在人生邊上》，她則在上海照顧阿圓與錢、楊兩家長輩並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等校教書。為了貼補家用，她還寫《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遊戲人間》等劇本；第一齣公演即揚名上海灘；那時錢鍾書還沒寫《圍城》，人家介紹他「這是楊絳的先生。」（《稱心如意》1943年5月18日由黃佐臨導演，在金都劇場首演；《圍城》1944年動筆，1946年開始連載，1947年出版，其後暢銷不墜，錢鍾書文名日隆。）
1949年解放前，許多人逃到海外，但他們「不願去父母之邦」，「不願做外國人」。這個決定，帶給他們後半生「煩惱和苦痛多於快樂」。解放後，中共安排他們回北京，在母校清華大學任教。三年後，兩人都被調到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楊絳以翻譯安身，錢鍾書埋首古典立命；和沈從文等人一樣，不敢再寫小說。1957年反右風起，錢鍾書在〈赴鄂道中〉五首寫下如此沉痛的末句：「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那時楊絳已譯完《吉爾．布拉斯》、《小癩子》，開始學西班牙文，準備翻譯《堂吉訶德》。
1966年，《堂吉訶德》翻譯了三分之二，8月22日楊絳被剃成陰陽頭，譯稿也被指為「黑稿子」，不得不捆成一大包提去「上繳」；「眼睜睜看著唐吉軻德做了俘虜」。她沒留底稿，擔心譯稿被毀，曾委婉的要求「頭頭」暫時還給她看一下，答覆卻是：沒收的「黑稿子」太多，找不到了。
過了半年，「我們『牛鬼蛇神』奉命打掃後樓一間儲藏室。我忽從凌亂的廢紙堆裡發現了我那包《堂吉訶德》譯稿。」然而還是不還給她。歷經驚險三年多，1970年7月下放幹校前夕，《堂吉訶德》才回到她身邊。—譯稿猶如此，何況寫小說？創作者的神經何等纖細，怎堪得文稿失蹤的折騰？
1977年搬進三里河寓所後，66歲的楊絳終能在那小學生書桌上再開始寫小說。〈小陽春〉、〈大笑話〉、〈玉人〉、〈鬼〉、〈事業〉等中短篇（收於《倒影集》，1981，香港文學研究社），人物情節皆取材於舊社會，觀察細膩，結構嚴謹且對白詼諧，意象尤其淡遠有味。兩相對照，後來完成的《幹校六記》、《洗澡》等取材文革的作品，雖閃爍著鋒利的傷痕文學光芒，卻幾乎掩蓋了她細筆描摹舊社會的小說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