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俊宏觀點:鄧麗君與六四事件

2019-06-04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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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21日,數萬北京市民與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示威。(AP)

1989年4月21日,數萬北京市民與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示威。(AP)

近年來退休後,我較常到大陸各處走走,也喜歡聽聽大陸的歌唱選秀節目,令我很訝異的是,鄧麗君的歌曲在大陸居然如此廣受歡迎,幾乎男女老少都對它喜愛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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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鄧麗君的歌曲在台灣開始流行的時間,約莫是1960年代末,正是我高中、大學的時代,彼時台灣正展開四小龍的經濟發展,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思潮也隨之傳來,校園裡最流行歌曲是西洋歌曲,而像鄧麗君等的國語流行歌曲並沒受到特別青睞,只被看成二流歌曲,但這些二流歌曲在兩岸開放交流後,卻成為大陸百姓的天籟。

其實不只鄧麗君的歌,幾乎所有台灣當年流行的國語歌曲都傳入大陸,且深受喜愛。我還聽過大陸有人唱起歐陽菲菲的「熱情的沙漠」,這首歌約流行於1974年間,當時我正在景美政治犯監獄的洗衣工廠洗衣服,眾政治犯難友們一面洗衣一面哼著這首歌,把它當作好笑的歌曲。

台灣的國語流行歌曲,除黨八股的愛國歌曲外概皆以抒發個人情懷為主。這是因為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不允許反映社會面的歌曲出現,只容許個人情懷的歌曲。

這和大陸剛好相反,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正進行國家漫長且艱困的工業化時期,此工業化所需的資金必須從全國百姓身上提,被稱為「內生性的自我剝削」,為了號召全民共體時艱投入國家的工業化,因此老百姓的精神生活長期被壓抑在集體主義、階級鬥爭等社會主義運動下,個人生活、個人情懷則一定程度上是會被批判的,因此像鄧麗君的這種歌曲,幾乎不可能聽見,聽說當初老百姓剛剛開始聽鄧麗君的歌時,還是偷偷摸摸聽的。

製作「八千里路雲和月」的凌風說:「鄧麗君代表一個時代的符號。」,對台灣來說這句話有些過獎,但對中國大陸來說這句話或許並不為過,畢竟鄧麗君的歌曲是伴隨著中國社會的巨變而傳入。

台北市長柯文哲8日參加鄧麗君紀念展的揭幕儀式。(取自台北市政府)
圖為台北市長柯文哲參加鄧麗君紀念展的揭幕儀式。(資料照,取自台北市政府)

與中國劇變同時傳入的還有西方的物質文明以及商業文明,這些文明令大陸從官方到民間,從高層的知識分子到一般市井小民都為之傾倒。

1989年2月我到北京拜訪當時一家電腦公司「四通公司」,與一位經理面談,他大讚西方的文明。

我反問:「你們不是正在提倡社會主義文明嗎?」

他不屑地回說:「什麼社會主義文明,日本、新加坡我都去過了,人家那個才叫文明。」

的確,要說文明,當時的中國實在很難與西方評比,物質方面中國落後太多,精神方面這位經理說:「人家那百貨公司的店員多有禮貌。」,而我這次到北京曾到一家雜貨店買紙張,卻被店員催著問:「買不買?買不買?…」,因為下班時間快到了。

還有伴隨這些文明進入中國的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在此意識形態的薰染下,社會要求政治改革的聲音甚囂塵上。這次到北京我也去參訪北京大學,看見校園的布告欄上,貼著一張小字報,一堆人緊張兮兮地圍著觀看,我也擠進去看了一下,上面寫的是呼籲中央領導人應如何如何實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那些用詞潛字,我似曾相識,因為當年我在學生時代搞革命想推翻國民黨最終被抓進去坐牢前,所接觸到的,也正是這些西方自由主義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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