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祚來專欄:從謀刺鄧小平,思考「讓當局免於恐懼」

2019-05-30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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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右)與鄧小平。

胡耀邦(右)與鄧小平。

回想1989年天安門廣場,從「六三」夜到六四晨,留下的都是血與火的記憶,當時我在現場並沒有感到恐懼,午夜長安街遭遇手持衝鋒槍不斷開火的軍人,子彈在距離我二三米左右的水泥地上爆出火光,也在頭頂上炸響,迫使我從長安街退到廣場中央,只是如夢境一般,不可思議。

經歷過八九民運的人們,對鄧小平在六四血案中扮演的終極決策者的角色有共識,因為八九民運最終的悲劇性結局,到今天一種極端的觀點仍然被堅持,學生們應該致力於推翻中共暴政,或者謀刺鄧小平等核心中共人物。

反官倒腐敗,已觸及鄧家、趙家等高層家族,打倒鄧小平的呼喊在民運中後期成為重要的口號,此時,鄧小平感受到恐懼嗎?如果他的血腥鎮壓失敗,他會是怎樣的後果?

鄧小平利益集團,是不是因為八九民運讓他感到了恐懼,才祭以殺手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六四血案?如果是因為恐懼,那麼,我們和平運動者,如何能做到,讓統治當局免於恐懼,從而有一個可能和平的結局。

八九民主運動三十周年祭,我們要不要思考這樣一個嚴峻的話題?就是在爭自己民主自由的同時,讓自己的對手、中共最高當局能免於恐懼。我們不能愛自己的敵人或對手,但能不能使他們在整個過程中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

鄧小平集團真的認為,退一步就是萬丈深淵嗎?如果不是萬丈深淵,那麼他們為什麼不能退一步?學潮過程中,只要他們退一步,中國政治文明就能前進一大步。而六四暴力鎮壓之後,對中國政治文明進程,產生了不能修復的災難性後果。

30年前拍下六四「坦克人」,如今漸為世人遺忘,美國攝影師韋德納說「你不能逼別人認識歷史」,但「天安門事件永遠不會消失」。(美聯社)
30年前拍下六四「坦克人」,如今漸為世人遺忘,美國攝影師韋德納說「你不能逼別人認識歷史」,但「天安門事件永遠不會消失」。(美聯社)

一、因為他們暴力製造了恐怖,所以我們應該更激進?

作為全程參與八九民運的當年學生,六四天安門血案的倖存者,我是第一批進入天安門廣場遊行(悼念胡耀邦),六四早晨最後一批撤離天安門廣場。現在回想起來,八九民運確實是非常理性的和平民主運動,學生們主要的努力是通過公開對話,使中共當局還民主自由權于公民,主題是:反官倒反腐敗,保障人權,推進政治改革。公然打倒鄧小平是民運中後期的一種聲音,而打倒共產黨,甚至武力推翻共產黨,這只是極少數極進人士的宣導或夢想。學生組織或工人自治組織,等主流民運的聲音中,沒有致力於推翻中共統治,人們更希望在現有的政制中,和平改良,漸進地破局,最終使中國變成一個正常的民主憲政國家。

回想當年的激烈行為,一是衝擊新華門送花圈,這容易使人想起當年五四運動,示威的學生們衝擊北洋政府官員私宅,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大量人員湧入,不可控的因素增多,和平的民主運動或紀念活動,就成為一場騷亂,必然會給中共鎮壓以口實。

第二起激烈的行為是胡耀邦悼念大會在人民大會堂結束時,三名學生跪遞請願書,在當時的場合,中共內部正在紛爭中,沒有人出面對學生運動負責或願意溝通,造成學生普遍的情緒激動,客觀上造成對當局的敵意升級,當局卻無責任人來承擔,學生們要求時任總理李鵬出面,現在看來這是不可能的事情,除了當局的權勢傲慢,還有一個就是溝通的程式問題。

第三起激烈衝突或過激行動就是向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畫像潑墨,這是非示威的學生所為,學生糾察隊將其糾獲送到派出所。現在的個別當事人仍然認為,應該用更激烈的方式終結中共暴政,學生們和平的方式沒有成效。

示威遊行的升級就是絕食甚至絕水,整個過程是和平的,非常慘烈令人揪心,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知道自己即將出局的情況下,直到最後才毅然到廣場看望學生。但當局並沒有因此開始真誠的與學生代表公開對話,而李鵬在人民大會堂與學生代表見面,並不是對話,還是最後通䜓與威脅,儘管他不能像鄧小平那樣最終拍板軍隊暴力鎮壓,但他一直是鎮壓和平民運的慫恿者與激化矛盾的重要角色。

引發學生與市民更激烈的抗議,學生運動難以撤離廣場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中共將八九學運定性為動亂,是當局製造學潮升級的動因,而學生們希望通過公開對話,讓當局公開承諾不秋後算帳,並承諾反腐敗與新聞自由、政治改良。學生們從和平示威到絕食、絕水,如此極端的幾近自殺式的和平抗爭,得不到當局任何回應,最後竟然是出動坦克裝甲車,用衝鋒槍沿著長安街掃射開路,對和平佔領廣場的學生進行暴力清場。

中共當局如此毫無人性,突破的不是法律底線,而是人倫的底線,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的事態,當局在國家廣場上公然屠殺和平的民眾。

因為這一殘暴的結果,所以現在一些反思者由此推論:學生們的抗爭運動過於和平,沒有考慮到武力抗爭,應該直接衝擊中南海,衝擊中共最高領導人住處,刺殺、綁架中共實際領導人鄧小平、李鵬,學生運動應該更激進,直接提出推翻共產黨政權(只有激進才能成功,還是只有激進才能更壯烈的失敗,推論者不去考慮,當然也無法對這種觀點造成的後果負責)。

香港大學紀念1989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國殤之柱(Pillar of Shame)(AP)
香港大學紀念1989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國殤之柱(Pillar of Shame)(AP)

二、中外歷史經典案例並不支援謀刺的激進方式

不用列舉更多,著名的案例人們多耳熟能詳:荊軻刺秦王、二戰時希特勒多次遭遇暗殺,清末維新變法,康梁策劃刺殺西太后。這些案例背後都有完美的方案,也是載入歷史的事件,當事人不成功則成仁,如果成功了,確實可以改寫歷史甚至人類史。

上述經典刺殺案例,接近八九民運背景的,是清末維新變法時的康梁謀變,因為他們看到變法的阻力在垂簾聽政的西太后,而西太后有可能發動宮廷政變,廢黜光緒帝。康、梁因此鋌而走險,策動袁世凱參與兵變、政變,結果我們也都知道,整個百日維新流產,菜市口有了維新壯士的鮮血與傳說。

歷史的宿命在於,袁世凱如果參與兵變並成功,那麼,君主立憲有可能成功,大清因此獲得一份光榮與虛君的大位,國家可能開啟和平憲政的進程。而袁世凱不參與或告發了康梁策動的兵變,自己隱忍十多年,兵不血刃,卻使大清退出歷史舞臺,袁本人得到了國家實際控制權。

到底是哪種方式更有意義或價值,今天我們可以思考,八九年當時的時局異變,當時人難以預料與控制。八九民運,即便有衝擊中南海,甚至有可能刺殺、綁架鄧小平、李鵬的行動,但最大的可能是失敗,當即會被血腥鎮壓,結局也是多了一批壯懷血性的烈士,其鎮壓的合法性卻勝於暴力鎮壓廣場學生。最嚴重的情形是,整個和平民運演變成為暴力運動,沿襲的是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的血性浪漫模式,但只要我們清醒地回望百年世界史,相比和平革命或光榮革命,血性浪漫的方式對國家民族並沒有良性的結局。

當年學生們佔領廣場,高音喇叭裡發出的只是聲音,要與當局對話,也是希望得到當局積極的善意的回應。如果有極少數人士主張更激烈的血性方式,學生們難以接受,謀刺與綁架的機會與路徑並不存在,與當年康梁變法之時,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康梁已進入變法的中央核心層,可以與新兵領袖直接交流溝通。當時的廣場學生要尋找這一路徑,在過程中就可能被捕獲,當局以此來撲滅廣場和平運動,就可以合法找到藉口。從李鵬後來出版的日記看,他們一直在尋找學運領袖們的暴力推翻政府的證據,只是一直無法找到,最後只能通過夜間驅動軍隊進城,激發矛盾衝突,以為製造血案找到理由、藉口。

當時廣場與長安街偶爾總是會有軍車故意棄槍,讓學生、市民拾撿,學生們不為所誘,主動保護交付員警,這是非常明智的選擇,而劉曉波在廣場上砸槍,砸掉的不是一杆槍,而是當局的口實證據。如果一杆槍被當局在廣場上發現,或者一個人持槍與軍人對抗,後果不堪設想,暴徒之名就不是由中共口舌憑空捏造,而是有真憑實據。畫面會是這樣:廣場上有學生市民與士兵開槍對射,軍隊被迫還擊。軍隊在廣場核心區開槍掃射就有了合理藉口,而且現場的軍人會發自內心的認為,他們在與暴徒作戰。

所以,和平的民主運動,必須理性而純粹。而這,正是八九民運最偉大、最了不起的壯舉。

前六四戒嚴部隊軍官.中國海外民運聯盟(澳洲)秘書長李曉明1989年進駐天安門廣場時的留影。(李忠謙攝)
前六四戒嚴部隊軍官.中國海外民運聯盟(澳洲)秘書長李曉明1989年進駐天安門廣場時的留影。(李忠謙攝)

三、八九之時中共兵變倒鄧的可能性

鄧小平嫉恨胡耀邦,這應該是事實,因為胡耀邦同情1986學潮,同時支持、鼓勵鄧小平退休,這也是胡退任總書記職位的重要原因(還有就是鄧無法容忍胡的“功高蓋主」),胡耀邦觸犯了鄧小平個人紅線與中共的政治紅線。當知識界與學生、市民雲起遊行到廣場上紀念胡耀邦,鄧完全可以相見1976年市民學生在廣場紀念周恩來,七六年的廣場運動,矛頭指向四人幫,甚至指向毛澤東,而八九民主運動,民心所向卻逆了自己的意願,鄧小平的失敗感由此而生,嫉恨心態也屬常態。

作為一個身經百戰、又長期在中共內部鬥爭大熔爐裡歷練的政治老手,他知道自己手中最後的王牌,但他保持靜觀與克制,他等著對手把牌出盡,所有人出的牌,都是明牌,都是聲音,而他手中握有別人無法擁有的“王炸」(軍隊)。所有的王炸都在他自己手中,在對手發出聲音之時,他只是收攏與聯絡自己的勢力,讓這些力量緊握在自己手中,關鍵時刻不至於成為廢牌,鄧小平集團要在最後時刻發出決定性的聲音,這種聲音就是中央電臺與電視臺編造的謊言,還有就是槍聲。與學生代表進行所謂對話的袁木們,所作所為只不過是小丑表演式的搪塞與敷衍。

除了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中共的軍隊經受了一次考驗,它不是聽黨指揮,或黨中央指揮,而是聽命於中共的政治老人、政治核心指揮,如同清末朝廷,大清軍事力量與行政力量,關鍵時刻只聽西太后指揮,軍權並不握在徒有虛名的皇帝手中。

黨並不指揮槍,而是槍指揮黨、指揮黨中央,威懾全國人民。中共的黨國軍人政權的本質,此時顯現無疑。

徐勤先將軍也只能做到退半步,不執行鄧小平軍事指令,因為鄧的指令沒有經過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趙紫陽的同意。徐的不執行符合中共的政治規定,但不符合中共的潛規則。徐勤先是最有可能倒鄧的軍事力量,但他沒有勇氣,或者沒有準備,不存在倒鄧的想法。而在徐勤先不執行鄧小平命令的舉動之時,並沒有週邊的人知道,軍中有此反鄧力量,所以沒有人像康梁謀變動員袁世凱那樣,去勸說徐將軍倒戈。

接踵而至的問題是:如果徐勤先願意倒鄧,徐的軍隊卻並不像袁世凱訓練的軍隊那樣,一切聽袁指揮,視袁為衣食父母。徐的部下各層級都有政治委員,這些都是中共政治體系一員,不僅非常難配合軍長去倒鄧,更可能是告密的力量。中共的軍事政制,使軍隊中下層兵變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即便是徐軍長想組建一個暗殺小組,都難以實現。

四、和平的民主運動,如何讓對手免於恐懼

我們再看趙紫陽因素:趙紫陽在與蘇聯總統戈巴契夫會見時,公開透露了鄧小平是黨和國家真正決策者。

當年我看電視時聽到這句話,非常震驚,鄧小平頓時有被扒光的感覺,原來他是真正的垂簾聽政者,是穿著舊皇袍的另一個慈禧太后。而趙紫陽卻是開明的領導人、對學生運動有同情與理解,本來學潮之初,傳言中不僅有李鵬、鄧小平家人貪腐,也有趙紫陽的兒子涉嫌倒賣彩電(現在看來是多麼輕微的經濟投機行為),趙紫陽披露鄧小平在實際掌控黨國最高權力之後,倒鄧因此成為學潮最強音。

趙公開支持學生,甚至是常委決議不再秋後算帳,這已公然背離了鄧的政治意志,與李鵬集團對立,趙無意中透出中共政治內情,使鄧不堪其恥,特別是成為整個運動批評與攻擊的對象。整個社會對胡耀邦的極致紀念,已使鄧感受到自己在民意中的失敗,趙與自己精神背離,使他又一次感到內心㦗顫或絕望,最後的一道遮羞的垂簾也被趙有意無意間撕開。

鄧小平的恐懼與憤怒應該升級到了極點。

他瘋狂地祭出王炸。內心的恐懼,加上極度的恥感。他命令軍隊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到達指定的地點,不惜一切代價,否則按軍法處置,不惜一切軍人與百姓生命的代價,在黑暗中製造血案,要使自己的政治對手沒有回還的餘地,要使所有的人,與他一樣感受到恐懼,而這種恐怖主義對從戰場上一路殺過來的革命家來說,只是多了一次屠殺而已。這也符合中共的極權正義,因為它是對敵鬥爭,是一次反顛覆黨國政權的行動。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人們沒有思考這句話的另一面:專制主義者不畏死,也無恥感,奈何以死與恥感使其收手?

鄧小平集團因恐懼而瘋狂,這種恐懼是不是真實的?如果和平的學生運動最終群眾無法忍受長期僵持,然後升級,突破防線直接衝擊鄧家、李家等腐敗高層,或造成兵變,他們會不會像文革時受衝擊一樣,甚至像一些暴政倒臺一樣,受到血洗與所謂的人頭落地?他們已習慣了自己殺人,也看多了其它力量誅滅異已。鄧小平集團在保衛黨國,也在保衛自己與家人。

鄧小平集團製造六四血案的邏輯鏈是如此編成的,三十年過去,我們回過頭來,不是要證明其合理性或符合中共暴政邏輯,而是要檢討反思,我們無法解除鄧小平集團的軍事暴力,能不能破解、化解鄧小平們的恐懼,使製造血案的邏輯鏈斷裂,使和平的運動,能有一個良性的結果。

鄧小平們僅僅只有仇恨民運,而沒有害怕與恐懼嗎?

我們不能信仰命定、宿命的理論,那是天意天定論,如果一切都是命定天意,那麼我們不需要任何作為,既然我們要通過運動示威呐喊的方式意圖改變社會與歷史進程,那麼,我們要規避災難性風險,把無限的政治運動,做成有限的政治運動,或者可以將廣場運動,改變為校園內運動,把九項或五項要求,變成三項或兩項政治要求,只要有一寸的政治進步,就是一大步的和平民主運動的成功。

激怒持槍的對手,使他仇恨燃燒,後果必然不堪設想。和平的民主運動,如何讓對手免于恐懼,這是一個非常嚴峻而有價值的話題,需要我們反思與探討。

我們在廣場上呼喊要打倒的是一位軍政府領導人,並不是一個文明國家的元首,整個運動過程中,他本人幾乎沒有一次公開發言,但他卻有最終發言權、決策權,這是致命的獨裁權,他只是為了一時一已權勢,當他被剝光示眾,當他失去他夢想的榮耀:他曾被認為是是改革開放的引領人,一個改變中國的歷史人物,突然被人棄之唾之,甚至可能又一次因家人腐敗,而受到政治打擊、被群眾運動打擊,這是何等的不堪其辱?

鄧小平發動的因此是一次自殺式恐怖襲擊,他毀滅了曾有的光榮的形象,要通過一次血腥鎮壓,奪回自己的王權(與慈禧鎮壓維新變法一樣,目的是奪回自己可能失去的權勢)。

軍隊掌控在自己手中,這是他經營一輩子的成果,也是他能夠廢黜三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底力。

最終,他毀掉了自己,毀掉了中共政治漸進改革的可能,也毀掉了一個國家的政治文明前程。

六四天安門 6月4日凌晨4時後,部隊開始於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指示,可以看見背景處的人民大會堂以及地上的燃燒物。(維基百科)
六四天安門 6月4日凌晨4時後,部隊開始於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指示,可以看見背景處的人民大會堂以及地上的燃燒物。(維基百科)

五、八九仍然沒有完成,抗爭與反思都將繼續

參與八九民運,從第一次進入廣場示威到最後撤離廣場,我沒有感受到恐懼,我們要思考的是:鄧小平在這個過程中,感受到了恐懼嗎?羅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中,免于恐懼的自由,是不是包括讓抗爭的對象免於恐懼?儘管現在看來,整個參與學潮的過程,一直都在一種令人恐怖的過程中,黨國軍隊隨時可能開槍鎮壓,但八十年代的一定程度的自由開放,人們仿佛置身於一種春天幻覺之中,沒有意識到恐懼的真實存在。但手握黨國重器的實際控制人,可能感受到某種威脅,但卻不應該感受到恐懼。

我們如何讓大獨裁者軍政府領導人免于恐懼?

為什麼要非暴力,因為非暴力是安全的,也能讓對手感受到安全,能夠讓更多的人參與表達真實的意願,如果一項活動涉及暴力與政治陰謀,對多數人與參與者都是致命的傷害特別是精神傷害,並影響後續的參與。

暴力與謀刺,最後造成的傷害無法逆轉。

八九仍然沒有完成,六四並不會是中國民運的終點,抗爭與反思都將繼續,直到中國大陸民主憲政獲得成功。

*作者為獨立學者,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雜誌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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