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佛林和斯塔特曼為解釋這謎團，應用到心理帳目、自制、決策悔意、厭惡損失等理論。投資人基於亞當．斯密「公正的旁觀者」（impartial spectator）和佛洛伊德「超我」（super-ego）的精神，採取這些背離理性的策略，因為他們認為，支付開銷應以股利收入為限，賣股票來支應開銷就犯了大忌。
薛佛林和斯塔特曼假設人類心理本來就有些分裂。我們一部分人格是目光長遠的內在規畫者，一個堅持所有決策應以未來為重的掌權者，但我們的另一面卻要求立即的滿足。兩者永遠在發生衝突。
只許花掉股利
有時候，做規畫的人只需強調克己，就能穩占上風。若情況有必要，做規畫的人也可以談股利。正如藏在壁燈後的酒瓶，能逃過嗜酒如命的酒鬼的醉眼，股利也把可供購買立即滿足的資金「藏」起來。一再複誦花股利可允許，花本金是罪惡的教訓，做規畫的人就可以對開支設定上限。
但是，一旦這個教訓深入人心後，投資人就會堅持，股票應付可靠的股利，而且股利應不斷增加──沒有股利，就沒有零用錢，沒有選擇。理論上，為支應開銷賣股票跟收股利應該可以代換──而且賣股票的稅金成本還更低──但自從設定「自制」這個機制後，它們在應用上的意義就大不相同了。
薛佛林和斯塔特曼要求讀者考慮兩種案例。第一種，你拿六百美元股利收入買了一台電視機。第二種，你賣掉六百美元股票，拿所得款項買了一台電視機。下一週，公司被人購併，股價一飛沖天。哪一種情況會使你懊惱不已？理論上，你應該無所謂。你可以用那六百美元股利收入買進更多股票，而不買電視機。所以這決定的成本跟賣股票買電視一樣高昂。不管怎麼做，你都花掉了股票增值的六百美元。但是，唉呀，要是股利減少的話，那會多可怕啊！一九七四年，原油價格暴漲四倍，迫使聯合愛迪生公司（Consolidated Edison）取消已持續支付八十九年、未曾有一年中斷的股利，這也讓股東在股東年會中集體爆發歇斯底里。一位股東對董事長提出的問題頗具代表性：「我們該怎麼辦？誰曉得股利什麼時候會恢復。誰來替我付房租？我丈夫不在了。現在聯合愛迪生就像我丈夫一樣。」這位持股人從來沒有考慮到，賠本還要付股利，會削弱公司的營運能力，最終導致破產，到時還說什麼丈夫不丈夫？她根本不允許自己考慮賣掉股票付房租這種可能性，在她心目中，股利收入和股本是兩個不同的口袋。正如美滿婚姻，不用談離婚。
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諾貝爾獎得主米勒（Merton Miller），向來捍衛理性理論不遺餘力，他評論薛佛林和斯塔特曼的作品時，對於不聽信專業顧問忠告的投資人，有這麼一番評語：「對於這種投資人，股票通常不只是經濟模型所界定出來的抽象『整筆報酬』。每筆持股背後可能都有一則涉及家族企業、家族紛爭、遺產、離婚協議等的故事……跟我們選擇投資組合的理論幾乎全然無關。我們建立模型時，對這類故事一律略過不談，並不是因為這些故事無聊，而是因為它們可能太有趣，會轉移我們的注意力，使我們忽略了應做為主要考慮的市場力量。」
❶ 一九九五年五月由先鋒集團出版的小冊子「The Triumph of Indexing」對這個問題有極出色的評論。這個有爭議的主題在本章後半會更詳細處理。
❷ 在一九九五年五月的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的演講中，時任聯準會主席葛林斯班正證實了存錢筒的比喻：「很難會高估房價走勢對消費者心理和行為的重要性︙︙消費者認為他們的房屋淨值（home equity）是一個緩衝墊或安全毯，可消除未來的困難。」由於房屋淨值貸款增加，房屋淨值從一九八三年的房屋價值的七三％縮減到寫作時（一九九五年）的五五％，引起一九九五年七月十日《商業週刊》一篇文章的回應，稱其為「對看漲的支出的主要遏制」。
❸ 在此剔除金融機構以避免重複計算，因為金融機構會把絕大部分借來的錢，再度出借給非金融部門。
作者/彼得﹒伯恩斯坦
譯者/張定綺
本文摘自《風險之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