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朱天心出版《三十三年夢》，因為臧否了臺灣文壇同代不少人物，引起議論，也算是茶杯裡的風暴吧。無論如何，胡蘭成仿如幽靈般對朱家兩代人的影響，堪稱臺灣的特殊現象。
朱西寧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是孫立人第四軍官訓練班學員，後因舞文論墨，得到蔣經國政戰部頭子王昇的賞識，成為政工官，日後崛起文壇。他是否因崇拜張愛玲而愛屋及烏，對胡蘭成也著迷，不得而知。但胡蘭成以往想要藉張愛玲而「重出江湖」的做法，倒是令張極為不恥的。朱天心提到，朱西寧的老朋友甚至因他捧胡而與他絕交。朱家兩代對胡的崇拜，若是信仰問題，可擱置不論。但胡的新舊學問、哲理、藝術造詣，真有那麼神通嗎？汪精衛的政治圈中新舊學俱佳的不乏其人，其中在當年南京政府成立前夕投靠蔣介石的「貳臣」陶希聖即為其一。有真才實學的「知日派」亦不缺，如周佛海。
胡蘭成又成為話題，倒引起我的興趣。中共建國後，胡亡命香港，東渡日本，他在日的政治活動和他後來轉向談禪論道，或許值得一記。
「共黨」胡蘭成煽動兵變
國史館的老蔣總統檔案中，有幾個關於胡蘭成的電文，相當有趣。
1945年8月26日，國民黨部隊指揮官葉蓬拍電報向蔣介石報告：
…共黨胡蘭成鄒平凡等並非本身有力，以白蓬個人為名，藉資掩護日共黨要角，雲集武漢，事實鮮明，職被日軍拒絕返漢，職部皆受日軍威脅，遂被共黨所劫持，而待國軍之先頭部隊到達，協力進剿，然日軍未繳械前，我軍仍受威脅。懇電岡村甯次及穀正之，責斥武漢日軍勿支持共黨，並責令撲押繳械，竊想日軍挾怨支持共黨，搗亂中國。（002-090105-00015-009）
葉蓬同日拍發的另一電文說：
胡蘭成原系共黨，去歲由寧偽日大使館共黨池田支持，到漢開辦報館，宣傳共黨，抨擊中央，鼓煽軍警，職今歲孟春到鄂後，屢與日軍交涉，驅逐無效。軍長鄒平凡亦與共黨互相勾結，時局轉變，胡鄒勾結解放軍，挾職羈緊，拒職返漢，乃未幾宣告成立人民解放政府，及聯合軍籍日軍力量，劫持民眾與軍警，並請共黨師長金龍章等多人到漢，刻已行動顯明，武馬附近共軍急進中，擬請（一）迫岡村寧次電在漢日軍將共黨逮捕繳械，軍警白天無問題，當可恢復秩序，…（002-090300-00224-426）
1945年8月31日李品仙電告蔣介石，據報偽軍鄒平凡受共黨煽動組織治安聯軍總部，並與胡蘭成聯合丁子荷張孟青同組人民解放委員會聯合政府，及武漢外圍匪軍活動異常，且武昌遭匪控制…(002-00300-00225-028)
這是怎麼回事？抗戰時期胡蘭成不是南京汪政權宣傳部次長嗎？他同女作家張愛玲的婚戀為人津津樂道，怎麼在國民黨部隊指揮官的「緊急電文」中，他就變成「共黨」了呢？
如果電文所言無誤，胡蘭成是1944年就在南京日本大使館的「共黨池田」支持下，到漢口去「聯共」了。這還牽涉到汪政權的一個軍長鄒平凡和共軍師長金龍章。日本宣告投降後，尚未繳械的日軍在華軍團，似乎還有一些支系部隊是不滿現狀的，他們隨時觀望待變。汪政權的情報頭子同他的秘書，南京日本使館人員池田，一起去串連，煽動日軍，勾結共軍，對付國軍，在當時的情況下，也就不足為怪了。
葉蓬的電文，指胡蘭成「原係共黨」，倒是有點冤枉他。胡蘭成1926年到北京燕京大學擔任文書抄寫員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產生興趣，那是時代風潮所致，但他加入的是國民黨。一年後返鄉在中學教書，閒散了幾年，1932年得到一個前往廣西教中學的機會，才開始關心現實政治，重啃馬克思托洛茨基的理論。但也因為他的政治言論，一度曾被蔣介石的地方代理人逮捕入獄。
被稱作「共黨池田」的駐南京日本外交官，全名池田篤紀，他曾留學清華大學，派在中國從事情報工作。在汪政權中，名義上是宣傳部次長胡蘭成的秘書。池田曾秘密到過延安，對中共頗有好感，他在1944年日本敗象已露時，與胡蘭成商議，去聯絡解放軍，讓日軍與共軍合作，同國民黨部隊「搗亂」。這也是出於一種戰略的考慮，因為當時的局面仍屬混沌狀態。胡蘭成在池田支持下，到漢口辦的報叫做《大楚報》，由胡任社長。
王德威的近著《現代抒情傳統四論》（2011，台大出版中心），其中有兩章談論胡蘭成的身世與散文。他也提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際，胡蘭成仍有野心，想要結合殘餘的親日勢力和日軍的激進份子策劃一場兵變，以對抗國民黨與日本當局。王指出，這場「短短幾日告終」的兵變，不過是秀才造反，「胡蘭成的『革命』終究不過是一場笑話。」
然而，雖說大勢已去，胡蘭成能夠煽動日軍支系，挾持國軍指揮官，並且勾結解放軍，成立人民解放政府，還是有點本事的。問題是，作為二次大戰的戰勝國領袖，蔣介石接到緊急電報後，「責斥」日本外相穀正之和日軍在華總指揮官岡村寧次約束其部隊，兵變也就完結了。
不過，胡蘭成此舉並未得到中共的青睞，在國共之間兩邊不討好。據張桂華《胡蘭成傳》所述，1949年中共建國後，胡也曾試圖爭取毛澤東的好感，但很快發現共產黨對他毫不同情。他只好下決心走上逃亡之路，1950年夏天逃到香港。
逃亡香港，東渡日本
胡蘭成在香港時曾見到國民黨情報頭子鄭介民。同時，他也結識了當時在香港新亞書院教書的唐君毅。據他後來在《今生今世》的回憶中所說：
「在香港，我唯結識了唐君毅，我是看了他發表在雜誌上的文章，也不用介紹，就登門去見。他與錢穆辦新亞書院，住在校裡，第一次我去只談了十分鐘，把《山河歲月》的稿本留下請他指教。第二次又去，坐談了兩小時，他的太太搬紅豆湯來吃。翌日他夫妻來看我，自此常相見。君毅的人還比他的文章更好，他喜的不是我與他相同，而是我與他相異。他小我兩歲，誠摯像梁漱溟。」
而此時唐君毅在《日記》中也讚賞胡蘭成「天資甚高，於人生文化皆有體驗」（1950-9-7）。他讀完胡留下的書稿後，還主動到胡的住處訪談，認為胡「見解甚高，似（牟）宗三」，(1950-9-17)。但胡蘭成由於汪政權的背景，他著眼的是日本不是香港。他認為以他過去的人脈關係，他到日本還是大有發展的。所以，這一年9月19日上午，敦厚的唐君毅「送胡蘭成行」。
對胡蘭成來說，政治的路子他既已走慣了，要把自己變得有「用處」應該不難。雖然他曾經在汪政權任職，又有過策動「聯共兵變」的污點，但此時潰敗到台的蔣介石難道不需要一個「知日派」，「聯日派」來策劃反共大業嗎？這樣的角色，他自認是非他莫屬的。 所以偷渡到日本的胡蘭成，不久就毛遂自薦，前往拜訪奉派赴日的鄭介民。
何應欽赴日，他也去求見，發表對時局的看法。何要他寫成書面意見，轉呈蔣總統，王世傑後來給胡蘭成回信說，蔣對他的看法頗為贊許云云。
臺北國史館的蔣介石檔案中，有一個胡蘭成的報告是1951年4月6日由陶希聖轉呈給蔣介石的，內容如下：
「美國方面，去年8月至12月，美國因共和黨及一部分民主黨之反對，僅局部動員，自中共介入韓戰後，今年1月方開始全面動員，但其動用經費亦僅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一因國務院僅有對外交不再讓步之表示，而無對蘇作戰決心。二因應用武器尚在大量製造，預定明年5月方可與蘇聯相等，屆時將對蘇提出要求，從今年一月起，大戰之發動權，已漸由蘇移於美，至明年下半年，美國國民將不耐長期備戰體制而求解決，關於韓戰問題，蘇聯不許中共退出韓戰，今後六個月內，唯有協助國軍反攻之一途，將促使美蘇戰爭提早爆發。
日本問題，和約當在本年7月至10月上旬分別簽訂，蘇聯及中共均不得參加，今後因形勢之變化，九月間國民政府必被邀請參加簽約。
日本擬議再武裝之數額為，正規軍三十萬，中央軍二十萬，地方軍十萬，民兵一百二十萬，所需軍費為四億美元，日本負擔五分之三，美國援助五分之二，今後數月內因太平洋防軍將發展至一新階段，故澳菲之疑懼，及日本知識分子之反對均可消除，日本社會黨並已定於本年六月脫離共黨影響。中共情況，據種種情報可判定，毛匪在莫斯科已被軟禁，中共今已不能再由，華中華南調兵，僅能調華北之兵援韓而華北地區將由蘇聯軍開人接防，新疆高階將領，調往指揮韓戰在新址共軍，現由蘇聯改編華中華南調兵，僅能調華北之兵援韓。
建議事項
1.宣佈成立反共民主聯合陣線。
2.中共威信已墮，防諜較易，臺灣正應開門，使天下之人，皆可嚮往來歸。
3.以民主政治的精神，成立政治參謀部，俾得天下士之協力，不但用其智謀，亦可溝通民間與政府之關係。
4.在日本設一民間機構，協助政府與日本聯絡。
5.揭發毛匪在莫斯科被軟禁情事，擴大宣傳，使中共黨員及軍隊解體，則其軍區有割據獨立可能。」（002-080200-00345-030-001）
陶希聖自己也屬「貳臣」的身份。早年他是跟隨汪精衛的，在汪政權成立時才「臨陣脫逃」，投向蔣介石，此後一直是蔣的侍從文膽。胡蘭成算是他的舊識，此次的引介，陶也應該是說得上話的。但陶在轉呈胡的報告時，還是小心翼翼地略述了胡的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胡蘭成在港任華南日報主筆，汪精衛走上海後胡曾隨往，旋與日本特務人員至漢口辦報，又人匪區與匪方中層幹部周旋五年，去歲三月到港，曾有報告呈 閱，其後仍以日人關係由港到達東京。頃又有報告與建議，謹轉呈核閱。
這件事就交給鄧有德，徐佛觀兩同志「與之聯絡」。結果與之聯絡的是徐佛觀（即徐復觀）。
「天外飛來」的徐復觀
根據胡蘭成給唐君毅的信，胡在香港停留期間，也已結識了徐複觀。胡在1950年9月28日晚初抵東京時給唐君毅的信，結尾一句是：「見及佛觀兄請代為報告平安」。此次徐動身赴日前，應已事先通知了胡蘭成，所以胡在 1952年1月31日致唐君毅信中提到，「徐佛觀兄最近將一人來日，我已為他找得房子，很上等的，連食住每月四十美元。」
在 2月18日的另一封信中又透露，胡幫徐找房子，其實也是要解決他自己的問題。據他表示：「尚有日共亦必欲對弟為仇，其機關報上惡意暴露弟住清水市池田家，故擬燈節後佛觀兄來日，弟亦遷地與之同居，房子已定租得極寬宏，高雅便利，搬入後再奉告也。」
然後就等著「天外飛來」的徐復觀了。
4月15日胡給唐君毅的信說：「昨晨徐佛觀兄忽從天外飛來，當時又要自己和他說話，又要陪他去看朋友，又要給他看你的《人生之智慧》（按：應為《人生之體驗》），這一天忙得竟如千山動鱗甲，萬穀酣笙鏞。今天吃過早飯，佛觀兄在房裏寫信，我坐在階沿寫信。《人生之智慧》是昨晚燈下給他看的，我非常讚歎，說君毅先生真好，學問果然好，他的人更第一。佛觀兄聽了很得意，因為他的朋友被人這樣讚歎，而我見他因你而這樣得意，我也得意了。」
這是典型的胡蘭成討人歡心的文體。他在《今生今世》中講到唐君毅時，不只捧唐，而且也對唐夫人大灌迷湯：
我第二次去看唐先生的時候（即一九五零年九月九日），唐太太捧紅荳湯出來，我不怎麼注意，只當是個平常的女子，想這女子嫁了唐先生，真是她的福氣。隨後多注意注意，又覺唐先生娶了這樣一個好女士，真是唐先生的福氣了。我有一種習慣，也能以男子的眼光去看好的女子，也能以女子的眼睛去看好的男子。
唐夫人樂意幫他謄抄他留下的書稿《中國文明之前身現身》（後改名《山河歲月》），分批寄去日本，也就不足怪了。
這一回，胡蘭成熱情接待徐復觀，徐到日本後，與徐形影不離，同吃同住。可是徐復觀看了胡蘭成的文章書稿，聽了胡蘭成的說話，似乎並沒有讚賞或同意他的言行，反而朝夕相處後，與胡正式決裂。胡蘭成在政治上對日本的奉承逢迎態度，大概讓徐復觀消受不了。兩人交惡似乎相當嚴重，而且時間拖得很長，還驚動了池田篤紀。徐回到香港後，過了好幾年，《唐君毅日記》還記載：「1955年5月30日上午訪池田與之談胡蘭成與佛觀失和事。」池田那次到香港，還奉胡蘭成之托，往訪張愛玲，為張愛玲拒見。
＊作者台灣苗栗人，受業於國學家徐復觀門下，曾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紐約聯合國總部。曾出版《昆沙─金三角傳奇》（允晨）；並與Richard M. Gibson合著英文《秘密軍隊——蔣介石與金三角毒梟》（The Secret Army--Chiang Kai-shek and the Drug Warlords of the Golden Trian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