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孫中山之後的蔣介石，對「五四運動」則更偏向貶抑。
首先，他肯定「五四運動」對爭取國權的努力，但不認同該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與文藝的批判。
其次，蔣介石及其支持集團的右傾威權主義意識形態，與「五四」標舉的「民主」精神頗見扞格，兩者的矛盾更在蔣悍然針對兼具中國國民黨黨籍的中共黨人發動「清黨」後益發激化。蔣隨後推行「新生活運動」，其內涵強調「禮義廉恥」等儒教價值，標榜「藝術化」、「生產化」及「軍事化」，與「五四運動」更是背道而馳。
不過，由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對日抗戰，最終在同盟國的奧援下，迎來慘烈的勝利，也促成對華不平等條約的完全廢除，以及「中國」名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至此，中國國民黨或可聲稱，「五四運動」的「外爭國權」這一重大目標，是在其統治中國大陸期間告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與「五四運動」的右翼領袖如胡適、傅斯年等人，雖均反對共產主義，雙方的關係卻因蔣對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限縮，時有發生緊張對立。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蔣與胡、傅等人曾有短暫的合作期，但隨著師從胡適的雷震企圖在臺灣成立「中國民主黨」而遭關押、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殷海光被長期跟監、形同軟禁，蔣與「五四」右翼集團的關係最終走向破裂。而蔣稍晚在臺灣發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價值難以相容，也就無足為怪了。
（三）對民主進步黨：難以承認的影響—
對臺獨陣營來說，「五四運動」在日治時期對臺灣知識份子的影響，乃至其核心份子在戒嚴時期對後進的臺灣反對運動的協助與啟發，一直是難以承認的史實。畢竟對以「臺灣四百年史」為主體性論述基礎的臺獨陣營來說，要承認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一場遙遠運動，曾對臺灣政治、文化與文學發生影響，是嚴重與「臺灣民族獨立建國」的目標衝突。
日治時期，最受到「五四」影響的臺灣知識份子，當推作家張我軍。他於1924年元月負笈北平，同年4月及11月分別在「臺灣民報」發表「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及「糟糕的臺灣文學界」兩篇震動臺灣文化界的專文，提倡用白話文寫作、關注社會現實，被作家龍瑛宗譽為「高舉『五四』火把回臺的先覺者」，確實對引「五四」思潮入臺發揮過一定影響。但張我軍主要關注的是文學領域，對政治議題少有涉獵。
另被譽為「臺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雖曾短暫在廈門行醫，但他在「五四運動」爆發前的1918年就回到臺灣，並未受到多少「五四」的洗禮。至於被稱為「臺灣孫中山」的蔣渭水，畢身反對日本殖民政府對臺人的壓迫，支持中國統一，曾組織「臺灣文化協會」、創辦「臺灣民報」、成立「臺灣民眾黨」及「臺灣工友總聯盟」，多次介紹「五四運動」的思想精粹予臺灣知識份子。但他奮鬥的政治目標，在於爭取臺灣人的政治與經濟權利，對中國大陸較少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