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黨正式成立，毛澤東也以湖南共產主義小組代表身份成為創黨黨員。
毛澤東之後將「五四運動」界定為中國「舊民主主義」與「新民主主義」的分界點。前者就是以「辛亥革命」為標誌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後者則是由「五四運動」催生的中國無產階級與學生群眾相結合的新民主革命。毛澤東甚至將「五四運動」界定為「受到列寧號召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份」。對中共黨人而言，「五四運動」既是催生者、又是發展機遇的提供者，更是連結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及全球共產主義擴張的關鍵點，是在中國推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合法性來源。
吾人必須經由這個論述脈絡，才能更深刻體認為何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在今年4月30日針對「五四」百年發表的紀念談話中，強調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這不是如同部分外國媒體(如BBC、紐約時報等)宣稱刻意淡化、迴避民主，意圖強詞奪理，宣傳一黨專制，而是習近平藉由這番談話，重新確立曾一度被「改革開放」模糊、卻從未在中共建黨理論中消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更是對「五四運動的核心是『愛國主義』」的重新闡揚。
（二）對中國國民黨：愛憎交織的傳承—
相對中國共產黨將「五四運動」視為合法性的來源而加以肯定，中國國民黨對「五四運動」的態度就顯得曖昧許多。表面看來，中國國民黨奉為圭臬的「民族、民權、民生」，與「五四精神」的「愛國、民主、科學」似若合符節，該黨理應高度肯定此一運動才是，但其實不論是遷臺前或遷臺後，國民黨的領袖人物對「五四」的看法一直是褒貶兼具的。
首先是創黨領袖孫中山。「五四運動」爆發前數年，他正率領中華革命黨（1919年10月才改組為中國國民黨）陸續投身「二次革命」及「護法運動」，關注重點是以武力及革命活動討伐北洋政府，但對早於「五四運動」、隨後成為「五四運動」助力及重要組成部分的「新文化運動」，孫中山對其主張「白話文」、「個人主義」及「批判舊道德」，是不以為然的。「五四運動」在1919年5月4日爆發後，孫中山一開始的態度相當低調，並未予以聲援，甚至為此遭受部分「五四運動」同情者如蔡和森、馬逢伯等人的批評。隨著「五四運動」的日益蓬勃，孫中山方注意到這項運動與其個人政治志業，包括反對北洋政府、建立普選制度、廢除不平等條約等，有若合符節之處，才開始以較積極的方式響應該運動。但他對於「五四運動」在文化、習俗、文學等層面之主張，則多有保留。之後，孫中山推行「聯俄容共」政策，接納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算是在黨務與政務層次，某種程度上兼容並蓄了「五四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