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19)年適逢「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也是「六四天安門運動」三十週年。面對如此重大的歷史時刻，分處兩岸的中國共產黨(紅)、中國國民黨(藍)及民主進步黨(綠)，分別抱持著大異其趣的態度。
特別是當國際局勢上美中貿易戰的前景未明，以及臺灣內部政局正因2020年總統大選陷入混沌狀態，三方勢力對是否該紀念「五四」？該如何紀念「五四」？又該如何從這起歷史事件汲取最大程度的實際政治利益，各自因為不同算計，分別出現或斷章取義、或闇啞失語、或冷漠以對的態度。
兩岸不同政治勢力處理「五四」百年的方式，正反映著近百餘年來，中華民族遭遇的歷史周折，以及面對各項待決難題的舉步維艱。可以說，「五四運動」揭櫫的三大目標：「愛國」、「民主」及「科學」，迄未能在兩岸完全達成；而橫亙在全體中華民族面前的歷史難題，又仍不脫此三大目標的涵攝範圍。
因此，今日我們紀念「五四」，並非單純基於對歷史的懷想，也不是對既有成就的歌頌，而是為了解決百餘年前困擾整個民族、百餘年後仍然羈絆著民族前進道路的難題，持續進行一場與傳統、與現代，穿透哲學思考與政治現實的深刻自我對話。這賦予「五四運動」百年紀念深厚而超越的現世意義。
「溫故而後知新」，在充分探討「五四運動」的當代意義前，筆者想先藉由對歷史梗概的爬梳，與大家一同回顧這場運動如何影響了中華民族三股政治勢力的各自發展與相互關係。由於篇幅有限，也鼓勵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本文列舉的若干細節，自行查閱，當可更瞭解「五四運動」的恢弘與壯闊。
一、 「五四運動」的三大目標：愛國、民主及科學—
由於「德先生（民主，democracy）」與「賽先生（科學，science）」的口號太過朗朗上口，坊間頗有論者將「五四運動」界定為爭民主、倡科學的群眾運動。但究其最原始、最重要的訴求，是追求中華民族的國家強盛、擺脫晚清時代受到列強加諸的不平等條約，故本質上確實首先是一場民族主義的愛國運動，「民主」及「科學」兩大訴求則是運動提倡者為達到拯救國族的目的，而標舉的兩大手段。
觸發「五四運動」的近因，是中華民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1919年元月於巴黎和會上，提出《廢除中日民四條約說帖》，包括要求廢除外國在華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華駐軍，以及希望取消日本強加的「二十一條」及換文等條款。這些要求不但被與會列強拒絕，就連中華民國要求收回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省的租界及膠州鐵路權利亦遭峻拒，反被交給亞洲另一戰勝國、成功擠身列強之一的日本。
當時執政的北洋政府，一方面由於國務總理段祺瑞在1917-1918年私下向日本政府大舉借款，另一方面由於當時北洋政府為促請列強同意廢除在華領事裁判權、取消庚子賠款及歸還關稅權力，不願開罪與會列強，故在同年5月2日密令中華民國代表團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
在北洋政府密電發出前，獲悉上情的晚清維新運動要角梁啟超率先反對。消息曝光後，北平市民群情激憤，尤其是作為「新文化運動」(筆者按，該運動主張借鑒西方，改造中國文化與文藝，常被與「五四運動」混為一談，其實「新文化運動」略早於「五四運動」，也不如後者強調對現實政治的批判與改革)重鎮的北京大學師生，以及自晚清以來逐漸取得政治影響力的工商業者，匯聚成巨大的動員能量。
民國八年(1919)年5月4日下午1時，由北京大學等13所院校師生組成的3千餘名群眾隊伍走上天安門，高呼「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廢除二十一條」的口號，活動迅速在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蔓延，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給予北洋政府莫大壓力。最終，中華民國代表團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至於「山東問題」，直到1922年2月4日，中日兩國才在華盛頓會議上，簽署了《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其附約，內容包括日本同意將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原駐青島、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的日軍立即撤退、青島海關歸還中國，以及膠濟鐵路與支線歸還中國等條款。
「五四運動」的影響力並未隨著「山東問題」的暫時落幕而止歇。相反地，它動員了從晚清開始醞釀的革新力量，政治界、知識界與工商界要求改革傳統文化、政治制度甚至文藝創作的呼聲蔚為風潮，但對於中華民族的政治發展走向，這股革新力量內部的分歧逐漸擴大，大致可分為支持或同情共產主義的左翼知識份子(陳獨秀、李大釗、聞一多等)、反對左翼思潮者(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等)，以及獨立在前兩者外，最後依附中國共產黨的民主同盟份子(如羅隆基等)。
但無論上述三股力量如何分合，追求中華民族的國家強盛、謀求政治革新，以及主張科學興國，始終是三方的共同目標。然而，三者在方法論上的差異，發展成政治利益上的衝突，最終隨內外局勢的激化，演變為暴力的內戰，奠定了兩岸隔海分治迄今的格局。
二、 「五四運動」對紅、藍、綠三方的影響：
（一）對中國共產黨：合法性的來源—
中共早期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原先都是「五四運動」的健將，這場運動的風潮席捲全中國，對他們藉機傳布共產主義提供了重要的契機。譬如曾在運動前師承李大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員、「新青年」雜誌的忠實讀者毛澤東，就是在「五四運動」時組織湖南學生群眾前往北平聲援時，進一步受到陳、李二人的薰陶，進而確立了對共產主義的認識與好感。1921年7月，中國共
產黨正式成立，毛澤東也以湖南共產主義小組代表身份成為創黨黨員。
毛澤東之後將「五四運動」界定為中國「舊民主主義」與「新民主主義」的分界點。前者就是以「辛亥革命」為標誌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後者則是由「五四運動」催生的中國無產階級與學生群眾相結合的新民主革命。毛澤東甚至將「五四運動」界定為「受到列寧號召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份」。對中共黨人而言，「五四運動」既是催生者、又是發展機遇的提供者，更是連結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及全球共產主義擴張的關鍵點，是在中國推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合法性來源。
吾人必須經由這個論述脈絡，才能更深刻體認為何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在今年4月30日針對「五四」百年發表的紀念談話中，強調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這不是如同部分外國媒體(如BBC、紐約時報等)宣稱刻意淡化、迴避民主，意圖強詞奪理，宣傳一黨專制，而是習近平藉由這番談話，重新確立曾一度被「改革開放」模糊、卻從未在中共建黨理論中消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更是對「五四運動的核心是『愛國主義』」的重新闡揚。
（二）對中國國民黨：愛憎交織的傳承—
相對中國共產黨將「五四運動」視為合法性的來源而加以肯定，中國國民黨對「五四運動」的態度就顯得曖昧許多。表面看來，中國國民黨奉為圭臬的「民族、民權、民生」，與「五四精神」的「愛國、民主、科學」似若合符節，該黨理應高度肯定此一運動才是，但其實不論是遷臺前或遷臺後，國民黨的領袖人物對「五四」的看法一直是褒貶兼具的。
首先是創黨領袖孫中山。「五四運動」爆發前數年，他正率領中華革命黨（1919年10月才改組為中國國民黨）陸續投身「二次革命」及「護法運動」，關注重點是以武力及革命活動討伐北洋政府，但對早於「五四運動」、隨後成為「五四運動」助力及重要組成部分的「新文化運動」，孫中山對其主張「白話文」、「個人主義」及「批判舊道德」，是不以為然的。「五四運動」在1919年5月4日爆發後，孫中山一開始的態度相當低調，並未予以聲援，甚至為此遭受部分「五四運動」同情者如蔡和森、馬逢伯等人的批評。隨著「五四運動」的日益蓬勃，孫中山方注意到這項運動與其個人政治志業，包括反對北洋政府、建立普選制度、廢除不平等條約等，有若合符節之處，才開始以較積極的方式響應該運動。但他對於「五四運動」在文化、習俗、文學等層面之主張，則多有保留。之後，孫中山推行「聯俄容共」政策，接納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算是在黨務與政務層次，某種程度上兼容並蓄了「五四元素」。
繼孫中山之後的蔣介石，對「五四運動」則更偏向貶抑。
首先，他肯定「五四運動」對爭取國權的努力，但不認同該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與文藝的批判。
其次，蔣介石及其支持集團的右傾威權主義意識形態，與「五四」標舉的「民主」精神頗見扞格，兩者的矛盾更在蔣悍然針對兼具中國國民黨黨籍的中共黨人發動「清黨」後益發激化。蔣隨後推行「新生活運動」，其內涵強調「禮義廉恥」等儒教價值，標榜「藝術化」、「生產化」及「軍事化」，與「五四運動」更是背道而馳。
不過，由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對日抗戰，最終在同盟國的奧援下，迎來慘烈的勝利，也促成對華不平等條約的完全廢除，以及「中國」名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至此，中國國民黨或可聲稱，「五四運動」的「外爭國權」這一重大目標，是在其統治中國大陸期間告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與「五四運動」的右翼領袖如胡適、傅斯年等人，雖均反對共產主義，雙方的關係卻因蔣對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限縮，時有發生緊張對立。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蔣與胡、傅等人曾有短暫的合作期，但隨著師從胡適的雷震企圖在臺灣成立「中國民主黨」而遭關押、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殷海光被長期跟監、形同軟禁，蔣與「五四」右翼集團的關係最終走向破裂。而蔣稍晚在臺灣發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價值難以相容，也就無足為怪了。
（三）對民主進步黨：難以承認的影響—
對臺獨陣營來說，「五四運動」在日治時期對臺灣知識份子的影響，乃至其核心份子在戒嚴時期對後進的臺灣反對運動的協助與啟發，一直是難以承認的史實。畢竟對以「臺灣四百年史」為主體性論述基礎的臺獨陣營來說，要承認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一場遙遠運動，曾對臺灣政治、文化與文學發生影響，是嚴重與「臺灣民族獨立建國」的目標衝突。
日治時期，最受到「五四」影響的臺灣知識份子，當推作家張我軍。他於1924年元月負笈北平，同年4月及11月分別在「臺灣民報」發表「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及「糟糕的臺灣文學界」兩篇震動臺灣文化界的專文，提倡用白話文寫作、關注社會現實，被作家龍瑛宗譽為「高舉『五四』火把回臺的先覺者」，確實對引「五四」思潮入臺發揮過一定影響。但張我軍主要關注的是文學領域，對政治議題少有涉獵。
另被譽為「臺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雖曾短暫在廈門行醫，但他在「五四運動」爆發前的1918年就回到臺灣，並未受到多少「五四」的洗禮。至於被稱為「臺灣孫中山」的蔣渭水，畢身反對日本殖民政府對臺人的壓迫，支持中國統一，曾組織「臺灣文化協會」、創辦「臺灣民報」、成立「臺灣民眾黨」及「臺灣工友總聯盟」，多次介紹「五四運動」的思想精粹予臺灣知識份子。但他奮鬥的政治目標，在於爭取臺灣人的政治與經濟權利，對中國大陸較少關注。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長期施行戒嚴統治，在日治時期屢仆屢起的臺灣本土力量（不分左、右翼），均受到嚴格彈壓，而告一蹶不振。直到1970年代，隨著臺灣經濟發展與教育普及，日益茁壯的中間階級對政治革新與個人權利日益渴求。原本因政府鎮壓而在1960年代熄滅的「五四」自由民主之火，此時由於殷海光學生—作家李敖，以及包括費希平等在內的外省籍知識份子的努力，結合本土中間階層維權意識的覺醒，重新在臺灣熊熊燃起。1986年9月28日，「黨外」勢力在圓山飯店宣佈成立「民主進步黨」，宣告臺灣多黨政治時代的來臨。可以說，「五四運動」雖非啟發臺灣反對運動的唯一思想來源，但絕對是其中一股重要催生力量。
不過，隨著民進黨逐漸走上「臺獨」路線，原本同情、支持該黨的外省籍知識份子（如費希平等）及主張兩岸統合的本省籍從政黨員（如朱高正等）先後退黨，民進黨與「五四傳統」的連結逐漸不被提起，成了該黨內部「不能說的秘密」。
三、 結語：「中華民國派」對「五四運動」應有的認識與態度：
回首一百年前，如驚雷般在中國大地竄起的「五四運動」，有如一場「時代地震」，對廣義「中國」的對外關係、政治體制、文化傳統及文學藝術等層面，發動了深刻、久遠的反思與再造，其「餘震」迄今未歇，仍時時在兩岸三地、乃至整個華人世界顫動。
今天在兩岸的三大政黨，都已不再需要背負「不平等條約」的枷鎖，「科學興國」的理念更為三個政黨所共享，但「五四運動」開給全體中華民族的歷史考卷，迄今遠遠沒有答完。
首先，兩岸對雙方政治關係的終局欠缺共識，兩造兵戎相見的陰影仍未消散；而臺灣內部在統獨及民族認同議題上，仍深陷對抗與糾纏。再者，兩岸三黨雖均標舉「民主」，但中國大陸主張的是由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代表的「人民民主專政」，全然不同於國民黨及民進黨主張的普選制與多黨政治。
對支持「中華民國」的朋友們而言，既要在「民族」戰線上對抗主張建立「臺灣民族國家」的民進黨，又得在「民主」戰線上抗衡施行極權統治的中國共產黨，還必須面對中國國民黨內部喪失中心思想、沒有國族認同又不堅定信仰民主的「機會主義派」，處境可謂多艱。但如果吾人失去理念，就無法產生信仰，進而形成力量，那麼我們自身、乃至整個民族的前途，就必須由他者決定。
筆者始終認為，一個中華民族、政治民主、經濟均富的共和國，是中華民國全體國民及海內外支持者的奮鬥目標，更是「這個國家」身處兩岸渾濁局勢、所不可取代的理想價值所在(詳前作「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不只是理念上的追求，更是立足臺灣的我們，基於國際政治現實、面對臺灣民主選舉，所必須堅定捍衛的政策立場與選舉分眾戰略。
筆者曾在「隆中對與榻上策」一文中，簡要闡述藍營面對「美中戰略競爭」的大局，以及白、綠勢力在國內的夾擊，理應基於「民主和平論」，堅定與世界自由民主陣營站在一起，在印太地區提倡民主自由價值的整體戰略觀。未來，筆者會以另篇更詳盡的論述，向大家闡述「中華民國派」面對2020年所應具備的區域戰略。
人間難見兩個百年。「五四運動」在百年前的發仭，起始於中華民族面對西方世界的空前挑戰，在無比艱難的環境下，為自己所開出的「愛國、民主、科學」三合一解方。歷經百年的血淚實踐，今日的兩岸在部分領域上回應了先人的期待，但橫亙在吾人面前的挑戰仍然艱鉅，「愛國、民主、科學」仍是我們必須費盡畢生精力去回答的重要命題。
謹以本篇短文，獻給在過去百年間，為民族圖存犧牲奉獻的前者，以及未來百年間，立志獻身同一事業的來者。願五四精神永存，再造共和中華。
＊作者為職業外交人員，本文原刊《新共和通訊》，授權轉載。（原標題為：百年滄桑：談中華民國派與「藍綠紅」的「五四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