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到某個人權會議同時拜訪這兩位流亡者。當我走出電梯時，迎接我的是滿懷期待的攝影師，他們的攝影機全都高舉就定位，然而一看到只有我一個人從電梯裡出來，旋即又失望地放下攝影鏡頭。陳光誠終於抵達後，他受到了一陣熱烈的掌聲和列隊歡迎。他坐在首席的位子，一群攝影師圍成一個半圓形，各個單膝跪在他面前，宛如是在向這位現代苦難的象徵下跪。吾爾開希則坐在桌子另一頭，他的腳邊沒有攝影師。
這個研討會成員主要是由一群挺著小腹、上了年紀的律師所組成，他們在上面一本正經地談論人權的重要，而記者們則在底下玩手機遊戲。早些時候，一位上了年紀的律師忘記陳光誠是盲人，現場氣氛一度尷尬。「告訴我們，你在這十八天的行程中看到了什麼？」他提了一個很客套的問題，發現自己說錯話又趕忙修正提問，「當然你看不到，但我的意思是，可不可以說說你在這裡經歷了什麼，即使你看不到東西？」至於吾爾開希，則不想錯過宣傳他的散文集的機會，他很正式地將一本他的書送給盲人律師，現場尷尬的氣氛頓時更加濃厚。
終於輪到吾爾開希開口說話時，他又再次對台灣政府猛烈撻伐，震醒了現場打瞌睡的記者。他還指出了兩代異議分子之間的差異，同時稱讚陳光誠的捍衛公民權利的工作。「去做這些很具體的，很繁瑣的工作，可能不像民運那麼有意思，民運可以高潮迭起，可以有幾百萬人上街遊行。它不會像民運一樣夢想宏大，而且好像做到的事情、影響力更大。可人權工作高貴之處就在於它在很具體的、很草根的過程中，一點一點改變著這個世界。」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誰主張要改變整個制度，就是等於承認自己要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在今日的環境下，即使只是想要保護自己的權利（例如試圖確保地方政府尊重中國法律保障的公民權利），在政治上也會變得很危險。
這兩名站在一起的流亡者，猶如一個圓圈的起點和終點，一邊是滿懷雄心壯志的新一代，一邊是時不我予的老人。後來，吾爾開希半開玩笑地說，流亡人士都覺得誰也無法阻止陳光誠自取滅亡。他補充說，自己非常清楚被流亡的滋味是什麼。畢竟，當他第一次來到這裡成為媒體寵兒的時候，他完全無視所有的建議。
「那麼，你會希望給年輕時候的自己什麼建議呢？」我問他。
「閉嘴！」他大笑著說，「別再說了！」
＊作者林慕蓮目前是澳洲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資深講師。1989年時她在英國利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研讀當代中國研究，於2003年起先後任職於英國廣播公司（BBC）與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派駐北京長達十年。本文選自作者在天安門事件25過年應牛津出版社之邀所寫的《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八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