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十七周年，又到了。當年十八歲的我過幾年就要人到半百。前幾天無意中聯繫上盤古樂隊的小段，六四二十周時候，他們盤古樂隊流亡瑞典，我作詞他們作曲製作了天安門兄弟這首歌曲。他說後來經常往返泰國和臺灣，自己的父母都八十多了，漂泊的生涯實在難受，所以他就決定試試在泰國簽證。他有瑞典國籍護照，泰國旅行社很快就搞到中國大使館的簽證。於是小段買張機票就回中國。下飛機就被一群國安候著，關了九天。小段倒也痛快。問什麼招了什麼，反正做的事情都在網路上。當然也把我召了。據他說，我黨認為他比我反動。小段對他們說反正搞音樂的，沒有什麼政治頭腦。你們要是抓他坐牢，他就有名氣，反動到底。如果要是放了他，他拿著瑞典的國籍也不會再給党國添亂。於是九天之後就放了，現在娶了老婆玩著音樂在中國比較艱難奮鬥，但是湊活活著。
流亡者莫大的痛苦就是有國無回，有家難歸。柴玲說過她過去的歲月失去兩個最心愛的人，其中一個就是自己的母親。她在流亡，無法看見母親最後一面。熊焱也是，流亡成美國隨軍牧師，自己的母親重病在床，眼睜睜的看著離世，無法守一個兒子應該盡孝的床前濟。所謂孝道是中華民族的美德，明濟暗濟床前濟都難以做到。如同蘇曉康先生推著他癱瘓的妻子過著流亡的生活，對我說求仁得仁。
六四被殘酷血腥的鎮壓之後，雖然少有直接抓捕家屬，但是每一個遇難者家屬，流亡者的家屬，殘疾者的家屬，做監者的家屬都經歷了常人難以承受的痛苦和煎熬。
槍林彈雨中，找不到兒子的父親，蹲下去─哭了
六四運動爆發的時候，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開始並不知道我參加了這場運動。我的爺爺是前門茶葉店掌櫃的，我的媽媽家是通州千畝地金大地主。經歷無數運動之後，我母親從來沒有想過我們家還有人會捲進政治運動。
記得那是在天安門糾察隊指揮部，一個同學告訴我說。你家親戚來找我。我向前一看，是我父親。他什麼也沒有說，放下了一個大食品袋。說這是我們花市二條韓師傅送給我的包子和牛肉。當然，這點東西很快就被糾察隊員們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囫圇吞了，再一次見到他是在北京同仁醫院。我家旁邊。父親看了看我傷情，告訴我骨牽引長活動這條腿，不然會肌肉萎縮，就走了。
父親最初當兵在北京軍區，之後掉到成都軍區。小的時候，他經常給我講很多對印反擊戰的英雄故事，什麼腸子打出來還戰鬥，男子漢站著要像一根柱子，躺著像一根梁，我就是站著進了天安門廣場，躺著出來的。也許他沒有什麼說的。我和父親有很多接近的性格。父親在羅瑞卿大比武的時候，在軍事專業是成都軍區第一名。但是後來政治掛帥，學毛選，就不夠積極。毛選背的快，之後就去騎兵營練馬。
母親後來告訴我，六四淩晨，父親冒著槍林彈雨找我回家。一路上摸爬閃躲，接近天安門的時候，已經戒嚴了。戒嚴部隊已經合圍了天安門廣場，父親看見裡面火光沖天，蹲在樹下哭了。他以為我已經死了。其實那時候，我已經中槍，被搶下來，在同仁醫院急救大廳裡面。許多北京市民父親找兒子，兒子回來，父親被打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