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六四》自由中國生死與共,一生愛你夠不夠

2016-06-04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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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六四天安門事件(美聯社)

1989年6月4日,六四天安門事件(美聯社)

六四二十七周年,又到了。當年十八歲的我過幾年就要人到半百。前幾天無意中聯繫上盤古樂隊的小段,六四二十周時候,他們盤古樂隊流亡瑞典,我作詞他們作曲製作了天安門兄弟這首歌曲。他說後來經常往返泰國和臺灣,自己的父母都八十多了,漂泊的生涯實在難受,所以他就決定試試在泰國簽證。他有瑞典國籍護照,泰國旅行社很快就搞到中國大使館的簽證。於是小段買張機票就回中國。下飛機就被一群國安候著,關了九天。小段倒也痛快。問什麼招了什麼,反正做的事情都在網路上。當然也把我召了。據他說,我黨認為他比我反動。小段對他們說反正搞音樂的,沒有什麼政治頭腦。你們要是抓他坐牢,他就有名氣,反動到底。如果要是放了他,他拿著瑞典的國籍也不會再給党國添亂。於是九天之後就放了,現在娶了老婆玩著音樂在中國比較艱難奮鬥,但是湊活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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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者莫大的痛苦就是有國無回,有家難歸。柴玲說過她過去的歲月失去兩個最心愛的人,其中一個就是自己的母親。她在流亡,無法看見母親最後一面。熊焱也是,流亡成美國隨軍牧師,自己的母親重病在床,眼睜睜的看著離世,無法守一個兒子應該盡孝的床前濟。所謂孝道是中華民族的美德,明濟暗濟床前濟都難以做到。如同蘇曉康先生推著他癱瘓的妻子過著流亡的生活,對我說求仁得仁。

六四被殘酷血腥的鎮壓之後,雖然少有直接抓捕家屬,但是每一個遇難者家屬,流亡者的家屬,殘疾者的家屬,做監者的家屬都經歷了常人難以承受的痛苦和煎熬。

槍林彈雨中,找不到兒子的父親,蹲下去─哭了

六四運動爆發的時候,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開始並不知道我參加了這場運動。我的爺爺是前門茶葉店掌櫃的,我的媽媽家是通州千畝地金大地主。經歷無數運動之後,我母親從來沒有想過我們家還有人會捲進政治運動。

記得那是在天安門糾察隊指揮部,一個同學告訴我說。你家親戚來找我。我向前一看,是我父親。他什麼也沒有說,放下了一個大食品袋。說這是我們花市二條韓師傅送給我的包子和牛肉。當然,這點東西很快就被糾察隊員們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囫圇吞了,再一次見到他是在北京同仁醫院。我家旁邊。父親看了看我傷情,告訴我骨牽引長活動這條腿,不然會肌肉萎縮,就走了。

父親最初當兵在北京軍區,之後掉到成都軍區。小的時候,他經常給我講很多對印反擊戰的英雄故事,什麼腸子打出來還戰鬥,男子漢站著要像一根柱子,躺著像一根梁,我就是站著進了天安門廣場,躺著出來的。也許他沒有什麼說的。我和父親有很多接近的性格。父親在羅瑞卿大比武的時候,在軍事專業是成都軍區第一名。但是後來政治掛帥,學毛選,就不夠積極。毛選背的快,之後就去騎兵營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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