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從總體面看，社會利益未因此增加─頂多只是移轉（從Uber處移轉到小黃司機），更大的可能是減損；而且從提高經濟效能、推動新商業模式、產業型態等觀點看，用這種手段把Uber逼出去，其效益也是負分─台灣還有這個世界未必一定需要Uber，但需要與否及其模式的優劣、是否有競爭力，還是該由市場與消費者決定，而不是政府基於政治考量把它「作掉」。
Uber在全球各地，與各國政府、當地原有的計程車司機與業者之間，一直存在著衝突、抗爭、司法訴訟等問題不斷；外界固然可視其為不守既有法規制度的「麻煩製造者」，但也可以說其技術、思維、商業模式都是因應新時代，因此必然與傳統衝突；如果要前瞻未來，反倒是該多遷就其需要才對。
蔡政府上台3年以來，一直敲鑼打鼓的彰顯其獎勵、支持新創與創業的那一面，但現實世界中，則是向傳統利益低頭去打擊新創，不僅交通部修出擺明搞死Uber的交通條款，觀光局對另一家共享經濟鉅頭Airbnb，也有所謂的「Airbnb條款」壓縮其空間，其作為已頗有當年「盧德份子」的味道了。
雖然選票是非常現實與吸引人，但政客也該想想，為消費者利益與國家社會長遠計，是不是該多接納一點創新、更樂於鼓勵競爭，而非為政治與選票而行保護主義、保障既有業者不受競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