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前,為美國打造原子彈的奧本海默,因為與共產黨人士的私人關係及政治立場,遭到國家安全審查,連對美國的忠誠都受到質疑。72年後,一手打造全球AI算力帝國的黃仁勳,也因為私人關係與中國情報疑雲,捲入國安政治風暴,最終離開自己創辦的輝達。兩人的命運有著令人驚訝的相似之處,但最大的差異更值得深思:原子彈是美國政府的國家計畫,輝達卻是一家由私人創造的企業。
我曾經在10月9日寫過一篇文章:〈人心、AI與原子彈:誰是下一個奧本海默?〉。當時我一直在想,人工智慧逐漸成為足以改變人類命運的力量,誰會是下一個奧本海默?是那個創造出強大AI技術,最後卻對它可能帶來的後果感到恐懼的人?還是第一個站出來,要求人類為AI發展踩煞車的科學家?
沒想到,歷史可能給出另一種答案。下一個奧本海默,竟然可能是黃仁勳。
從國家英雄到忠誠遭質疑,歷史竟如此相似 1945年,奧本海默領導的曼哈頓計畫成功研製原子彈,讓美國掌握足以改變世界軍事平衡的力量。他被譽為「原子彈之父」,一度是美國最受推崇的科學英雄。但短短幾年後,這位國家英雄卻成為國安審查的對象。
1954年,奧本海默因為過去與共產黨人士的往來,以及反對氫彈加速發展的立場,遭到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安全審查,最終被撤銷安全許可。其中最令人唏噓的是,他的私人感情生活,竟然成為檢視其政治忠誠與國家安全風險的重要材料。
奧本海默的前女友珍.塔特洛克(Jean Tatlock)曾是美國共產黨員。1943年,奧本海默主持原子彈研發期間,仍曾與她見面,兩人的行蹤受到情報人員監視。他的妻子、弟弟也都有共產黨背景。這些私人關係,後來全部被納入安全審查。
克里斯多福諾蘭(右)執導《奧本海默》,描述了奧本海默製造原子彈以及他和共產黨的糾結。(美聯社)
然而,沒有確切證據證明塔特洛克是蘇聯間諜,也沒有證據證明奧本海默曾向蘇聯洩漏原子彈機密。諷刺的是,奧本海默曾經為美國研發出人類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武器,卻因為私人往來與政策立場,被懷疑是否值得國家信任。
在當時冷戰與麥卡錫主義的政治氛圍下,一個人的私人關係、政治思想,甚至過去交往過什麼人,都可能變成判斷忠誠的證據。
72年後,類似的歷史陰影,竟然籠罩另一個人,這人就是AI教父黃仁勳。
這位一手建立輝達AI算力帝國的科技巨人,因為與新加坡商業人士黃樂(Alice Huang)的私人關係,引發涉及中國情報活動的疑慮。美國國會要求他說明,執法及情報機關展開調查,輝達董事會也啟動獨立調查。11月11日,黃仁勳辭去執行長及董事職務。
這裡必須強調,黃樂是否從事中國情報工作,目前仍沒有公開司法結論,也沒有證據證明黃仁勳參與情報活動。但這場風波確實使黃仁勳與中國的私人及商業往來,成為華府部分國安人士檢視其安全可靠性的重要問題。
奧本海默替國家造原子彈,黃仁勳卻是創造自己的AI帝國 不過,仔細比較,兩人的命運存在一個根本差異。奧本海默參與的是國家計畫,黃仁勳創造的卻是私人企業。
曼哈頓計畫從一開始就是美國政府出資、軍方主導的軍事研發計畫。原子彈的所有權與使用權,本來就掌握在國家手中。奧本海默可以領導科學家研發,也可以對核武政策提出意見,卻無法決定美國政府如何使用原子彈。
1993年,黃仁勳與兩位夥伴共同創辦輝達。經過三十多年的技術創新、市場競爭與資本投入,才讓這家公司成為全球AI晶片霸主。輝達不是美國政府出資成立的國營企業,也不是軍方主導的研究計畫。它是一家上市公司,屬於全體股東,依照市場規則運作。
然而,當輝達的晶片成為美中科技戰的戰略資產,一切開始改變。
黃樂曾在社群帳號公開分享許多與黃仁勳的合照,目前雖然社群網站已經關閉,照片仍在微博與X廣為流傳。(取自微博)
美國政府透過出口管制,決定哪些晶片可以賣給中國;國會要求企業說明客戶與商業往來;國安機構則擔心先進算力可能強化中國的軍事與情報能力。
這才是AI時代比原子彈時代更加複雜的權力問題:科技由私人企業創造,投資風險由股東承擔,國家卻有能力決定這項技術可以賣給誰。
當然,國家基於安全理由限制敏感技術出口,有其法律依據,並不代表政府取得企業所有權。但當一家私人企業掌握的技術強大到足以影響國家安全,商業自主權與國家戰略之間的界線,就開始變得模糊。
當政策立場不同,連對國家的忠誠都受到檢視 奧本海默與黃仁勳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相似之處。兩人都曾因為國家需要其技術而受到重視,卻也因為對國家戰略的不同看法,與部分政治權力人物產生衝突。
奧本海默對氫彈軍備競賽抱持保留態度,逐漸與華府部分軍事及政治人物發生分歧。黃仁勳則曾主張,美國應在出口管制框架下,維持美國AI技術與軟體生態對中國市場的影響力。
華府對中鷹派認為,先進AI算力可能強化中國軍事能力,必須施加更嚴格的限制。
這原本是兩種不同的國家戰略選擇。但當政策分歧與私人關係的安全疑慮交錯,企業家所面對的壓力,便可能超越正常的政策辯論。
美國國務卿魯比歐是美國晶片政策對中強硬派的代表人物。(資料照,美聯社)
黃仁勳最近發表的公開聲明,特別回顧自己53年前來到美國的經歷,強調成為美國公民是他一生最珍貴、最自豪的事情之一。他說:「只有在美國,像輝達這樣的公司才有可能出現。我熱愛我們的國家,也熱愛輝達。」
一位為美國科技產業創造巨大價值的移民企業家,如今必須在公開聲明中如此強調自己的美國身分與國家認同。這顯示國家安全疑慮已經成為他必須回應的政治問題。
當一個科技人物與國安體系對政策方向有不同看法,他的私人關係是否可能被放大為政治忠誠與安全可靠性的問題?以奧本海默的歷史證明,這種風險確實存在。
黃仁勳雖然是輝達共同創辦人,也是公司的靈魂人物,但持股只有約3.5%,無法單方面決定董事會與股東投票結果。但這件事確實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當國家需要你的技術,卻未必需要你這個人,科技英雄的命運,究竟由誰決定?
奧本海默參與國家計畫,最終被國家安全體系排除在核心機密之外。黃仁勳共同創辦私人企業,當這家企業成為國家戰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也失去了主導公司的權力。兩人的制度背景不同,卻都呈現科技人物在龐大政治權力結構面前的脆弱。
歷史最令人心寒的,是公正可能來得太遲 奧本海默的故事,還有一個令人感慨的結局。2022年,美國能源部正式撤銷1954年對他的安全許可裁決,指出當年的審查程序存在偏見與不公。從奧本海默失去安全許可,到美國政府糾正歷史紀錄,整整過了68年。但奧本海默早在1967年就已經去世。他沒有等到國家正式糾正當年錯誤的那一天。
當年人類發明原子彈,最令人恐懼的是核武可能毀滅世界;今天人類發展人工智慧,擔心的是AI可能超越人類控制。然而,兩段歷史都提醒我們,真正難以預測的,還有人心。
我當初寫〈人心、AI與原子彈〉時,以為下一個奧本海默,會是那個看見AI可能毀滅人類、因而站出來反對科技失控的人。如今,黃仁勳事件讓我看見另一層命運:創造者可以造出改變世界的力量,卻未必能決定它將如何發展,也未必能掌握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因為人心比技術更難掌握更難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