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米蘭、馬賽到馬德里，以及歐洲眾多其他城市，街頭在最近幾週爆發了聲勢浩大、激情澎湃的抗議。雖然大多數抗議以和平方式開始，但相當多最終以令人震驚的暴力和搶劫場面收場。有人指控極左翼團體蓄意煽動騷亂，也有關於警方執法過當的報導。
我們看到數千人湧上羅馬和佛羅倫薩的街頭，法國各地則有數十萬人參與。在馬德里，一個帳篷營地自九月下旬起佔據了市中心的一個廣場。在里斯本，本月早些時候有數萬人——其中大多是年輕人——走上街頭。在布魯塞爾，身穿黑衣、蒙面隱藏身分的年輕男子向警察投擲石塊和爆竹，警方隨後對抗議者使用了催淚瓦斯和水炮。在阿爾巴尼亞，指控政府腐敗的示威者要求已執政13年的總理埃迪·拉馬（Edi Rama）下台。
2026年10月20日，阿爾巴尼亞地拉那，教師在反政府示威中舉著寫有阿爾巴尼亞文「停止對學生施暴」的標語。（美聯社）
我在歐洲做了多年報導，採訪過無數場和平與暴力的示威。我清楚記得2017年熱情高漲的加泰隆尼亞獨立遊行，記得2015年希臘債務危機期間雅典街頭瀰漫的絕望與紛飛的汽油彈，也記得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第一個任期內因燃油稅和退休金改革方案而引發的多次暴力事件。
但這次感覺不同。抗議在歐洲各地同時爆發，而大多數示威者——無論和平還是暴力的——都是年輕人，有些非常非常年輕。在被捕者中，未成年人的數量令人側目。上週末巴塞羅那衝突中被拘捕的人，超過半數未滿18歲。據義大利LaPresse新聞社報導，米蘭衝突後被警方拘捕的人員中也有未成年人。
歐洲各國政府大多謹慎地將搶劫者和騷亂者，與聲勢浩大但和平的合法組織示威區分開來。後者往往圍繞某一特定訴求。在當前的抗議浪潮中，標語和口號主要針對教育問題、社會不平等和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不過每個國家也都有自己獨特的不滿。
是什麼如此迅速地點燃了歐洲青年的公憤？這些示威是否以某種方式相互交織？隨著歐洲多場重大選舉臨近，各國政府將如何選擇回應——傾聽抗議者的訴求，還是打出「法律與秩序」牌以贏得年長選民的支持？
抗議的「TikTok化」 法國、比利時、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希臘、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的學生紛紛走上街頭——橫跨歐洲大陸1000多英里。
示威往往通過TikTok或Instagram以臨時起意的方式組織起來。比利時內政部長抱怨抗議出現了他所稱的「TikTok化」（TikTokisation）。
學生會在組織遊行中發揮作用，但這些行動也受到其他國家乃至其他大陸同齡人的啟發。想想印度所謂的「蟑螂」（Cockroach）學生運動——一場今年五月興起的Z世代社會政治抗議運動，最初源於對印度教育體系的批評。
本週末在巴塞羅那，學生被鼓勵在社群媒體標籤#InstitutsIndignats下發起示威，呼應法國的口號「Lycées Indignés」（憤怒的中學）。
2026年10月16日，義大利杜林，學生在以「像在法國那樣做」為口號的示威中集會。（美聯社）
在雅典，17歲的希臘中學生揚尼斯·帕帕尼古拉烏（Yiannis Papanikolaou）對法新社表示：「校舍狀況糟糕，維護不善……我認為情況可能會改變，因為法國正在做的事會激勵希臘。」
停滯與負擔能力之憂 整個歐洲大陸都瀰漫著一種經濟困境，許多年輕人深受其害，這種困境遠不止於教育問題。他們擔憂環境問題，擔心人工智慧會奪走他們的就業機會。他們害怕不斷飆升的生活成本會讓他們無法完成學業，也買不起或租不到足以成家立業的房子。
在馬德里和里斯本，人們的憤怒集中在高得令人望而卻步的房價上。葡萄牙與Instagram相關的運動宣稱「受夠了」，號召人們像西班牙的同齡人一樣走上街頭。
在里斯本，26歲的博士生、生物學研究人員卡羅琳娜·克魯茲（Carolina Cruz）說，隨著租約即將到期，她面臨失去住所的困境。「我是家裡第一個攻讀博士學位的人，但即使讀了這麼多書，我還是過不下去，」她對路透表示。
22歲的里卡多（Riccardo）也同懷這份憤怒，他是義大利金融中心米蘭的一名抗議者。「即使我們沒法像法國那樣把國家搞亂，也沒法像西班牙那樣封鎖每條道路，但至少目標是讓人們重新開始談論這些議題，」他對法新社說。
2026年10月30日，義大利羅馬，示威遊行的參加者九成是年輕人或學生，沿途唱歌跳舞喊口號。（中央社）
而且，憤怒的絕不只是政治左翼的年輕人。上週末，在法國民族主義者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的總統競選啟動活動上，年輕支持者向我描述了不同的關切。
他們自稱為「沉默的大多數」（目前尚未走上街頭示威），表示他們也對「不受控制的移民」、法國街頭的安全以及生活成本深感憂慮。
危機重疊 不滿情緒的爆發已不再局限於年輕人，而是蔓延至工會、法國「黃背心」運動（該運動曾在馬克宏第一個任期內抗議生活成本危機）以及其他公民自發行動。本週末，英格蘭南部沿海的肯特郡（Kent）出現了兩場抗議，一場支持移民，一場反對移民。
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主任馬克·萊昂納德（Mark Leonard）談到，歐洲正在累積一連串層層疊加、彼此競爭的危機，而他說，這些危機沒有一個得到過妥善解決。那種積壓已久的憤怒，如今正湧上街頭。
「危機接踵而至，」他對我說。「2007至08年的金融危機、2015年的移民危機、環境危機、新冠疫情、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之後的通膨，如今又加上波斯灣的戰爭。」
萊昂納德說，這些危機催生出不同的「部落」。社群媒體的消費模式和演算法強化了他們各不相同的觀點，導致歐洲出現真實的極化感受。
「我們已經在美國看到過這種情況，」萊昂納德說。「那種『我的危機比你的危機更重要』的心態。」
「我們往往認為年輕人在政治上漠不關心、缺乏興趣。我們覺得他們懶得出門投票等等，但他們其實是真正投入的，」她對我說，「只是以一種不同的、更基層的方式。想想幾年前席捲歐洲的『星期五為未來』（Fridays for the Future）環保運動，或是10月7日之後反對以色列在加薩行動的示威。」
她提到塞爾維亞由學生主導的抗議運動，該運動在最近的議會選舉中擊敗了長期執政的領導人亞歷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這相當了不起。他們堅持不懈，持續了兩年多。這些新的歐洲街頭示威會有怎樣的持久力？目前還不清楚。」
法國和比利時的情報部門將合法獲批抗議活動邊緣發生的搶劫描述為主要是趁火打劫。
2026年10月17日，巴黎，抗議者在抗議生活成本上漲、聲援學生訴求的示威中從一間遭洗劫的商店走出。（美聯社）
他們認為，騷亂是「無腦暴力」——西班牙當局也用這個詞形容巴塞羅那週末的衝突——與極左激進團體青年蓄意策劃的混亂兩者的混合體。
托奇提醒我，在義大利，可以聽到一些對破壞者不滿的義大利人使用「maranza」一詞，指那些似乎純粹為破壞而破壞的人，例如砸毀或焚燒汽車、公共垃圾桶。
在法國，騷亂者常被稱為「casseurs」——砸東西的人。但在私下場合，有些人會使用一個更具政治色彩的詞——「racaille」。與義大利的「maranza」一樣，這是貶義俚語，通常用來形容心懷不滿、吵鬧滋事的城市青年，這些人往往來自工人階級或移民背景。2005年10月，時任法國內政部長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在緊張氣氛中視察巴黎郊區阿讓特伊（Argenteuil）的廉租房社區時，曾用這個詞形容年輕的不良少年和騷亂者。
法國媒體還提出一個問題：兩類青年——極左活動人士和來自法國貧困社區的年輕人——之間是否存在某種無論多麼非正式或偶然的利益同盟。與反資本主義左翼一樣，來自法國城市郊區公共廉租房社區（稱為「banlieues」）的青年也常感到遭受歧視，並抱怨警方對他們執法過當。
法國包括馬克宏在內的政治右派和中間派，指責左翼激進團體和「不良分子」策劃騷亂。與勒龐的國民聯盟黨（National Rally Party）不同，他們並未提及騷亂與過去或現在移民湧入法國之間的關聯。
批評者指責歐洲的反移民政黨試圖利用騷亂撈取政治資本。在比利時，反移民的反對黨、弗拉芒民族主義政黨弗拉芒利益黨（Vlaams Belang）似乎將列日和布魯塞爾的暴力歸咎於移民，稱騷亂是「輸入的」，並歸咎於融合政策和開放邊境的失敗。比利時內政部長貝爾納·昆汀（Bernard Quentin）則將矛頭指向極左團體。
一場持續的運動？ 各國政府正試圖打擊暴力。已有數千人被捕，義大利和法國承諾對騷亂者實行「你砸壞，你賠償」的政策。
義大利總理焦爾吉婭·梅洛尼（Giorgia Meloni）還要讓未成年人的父母為子女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包括扣除家庭領取的福利補助。法國的《民法典》早已規定，與子女同住的父母須對子女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
但這些歐洲國家的政府有些可能執政不久了。所有歐盟大國都已舉行或將在未來幾個月舉行關鍵選舉。法國的總統選舉被認為對歐洲最為關鍵。勒龐在民調中持續大幅領先對手。外界認為，法國街頭的動盪正在助她一臂之力，部分要歸因於其政黨的「法律與秩序」主張。
在西班牙、義大利、德國和波蘭，民族主義、對移民持強硬態度的政黨民調表現同樣不俗。這些政黨承諾恢復秩序和民族自豪感。萊昂納德認為，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義或非傳統政黨已成為「危機企業家」，利用歐洲動盪的局勢吸引心懷不滿的選民。
與此同時，歐洲政治主流正面臨領導力危機，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又譯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歐洲計畫主任格雷瓜爾·魯斯（Grégoire Roos）表示。
我認為，他們還面臨合法性危機。如此多的人——年輕的和不那麼年輕的——走上街頭抗議，這個事實表明他們未能掌控局面。
但新的選舉能否化解公眾的不滿，一點也不明朗。例如，法國已極化到這種地步：如果勒龐當選總統，許多人預測她的反對者會憤怒地湧滿法國街頭。
現代歐洲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公民納稅、守法。作為交換，他們獲得良好的公共服務，如教育和醫療，獲得人身安全，以及一個遵循特定規章制度的穩定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