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風結束─毛澤東崇拜開始，奴顏婢膝得令人作嘔：《紅曦照耀中國》選摘（4）

1944年整風運動結束時，大約挖出1萬5000名「敵特」和「間諜」。毛聽任恐怖蔓延，自己卻仿佛置身事外，最後則以仁慈的面目出面制止暴力，所有責任全由康生承擔。事後查明，那些承認罪行的「特務」和「叛徒」中，約90%都是冤枉的。這些人立即得到平反，從此對毛感恩戴德。

毛澤東在1942年發動整風運動時，提出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人們很快就瞭解到這一口號的真實用意：從現在開始，馬克思和列寧的書不再重要，所有人應該認真學習毛的文章。許多外國的崇拜者（包括著名漢學家們）對此大加讚賞，認為毛成功地把馬列思想與中國實踐相結合，但他們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毛不過是在執行莫斯科的指令。

1943年5月15日，史達林解散了共產國際。就在3個月前，蘇聯取得了史達林格勒戰役的勝利，這場交織著鋼鐵、血肉和烈火的慘烈戰鬥，挫敗了德軍的行動計畫，扭轉了整個戰局。兩個月後，德國和義大利的軍隊在突尼斯向盟軍投降。預感到勝利在望，史達林開始為結束戰爭而布局。他一改過去「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轉而要求各國共產黨根據本國「具體歷史環境的特殊性及由此直接產生的問題」作出調整。

簡而言之，即各國的共產黨需以靈活而獨立的方式適應各自面臨的特定條件。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指出：「各國的歷史發展道路、社會性質和社會矛盾都存在巨大差異，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水準與速度不同，工人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也不盡相同」，因此「任何形式的國際中心都會面臨難以克服的阻礙，無法解決各國面臨的具體問題」。

當然，史達林並非真的要放鬆對各國共產黨的控制，他只是努力把自己包裝成真正的民主人士，以爭取更多美國的援助，特別是獲得各種軍事物資，但這一政策調整同時也是出於長遠的戰略考量：在蘇聯即將出兵占領的國家中，那裡的共產黨必須看起來是真正本土化的、受當地民眾擁護的政黨，而不是由莫斯科操縱的傀儡。

共產國際解散僅六週後，1943年7月1日，也就是中共成立22週年紀念這天，毛澤東宣布整風運動「保證了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對毛的無限個人崇拜由此開始。在幾個月前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成為中央政治局主席，而王明因病缺席了那次會議。4天後，「毛澤東思想」被首次提出。這個詞是由王稼祥發明的，這位曾經留學蘇聯的意識形態理論家，1938年曾協助毛排擠王明。

王稼祥宣稱：「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它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最賣力的吹捧者當屬劉少奇，他稱頌毛是「領袖」和「偉大的革命家」，並且「精通馬列主義戰略戰術」。從此以後，毛獲得全黨的尊崇，全體黨員都必須學習「毛澤東思想」。 （相關報導： 教育與史達林化─到莫斯科才了解什麼是共產主義：《克里姆林宮的 中國急先鋒》選摘（3） ｜ 更多文章 ）

其他人也紛紛效仿劉少奇，用詩歌、散文等形式展示對毛的忠誠，毛獲得「中國的救星」、「天才的戰略家」、「天才的政治家」等稱號。周恩來便是其中之一。他寫道：「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的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22年的歷史，證明只有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穿著整個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

有兩位美國記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和賈安娜（Annalee Jacoby）對此評論說，這些頌詞「奴顏婢膝得令人作嘔」。而且他們注意到，每當毛站起來發言時，那些久經槍林彈雨的硬漢都會恭恭敬敬地做筆記，「仿佛在汲取知識的泉水」。

黨的喉舌《解放日報》在毛的親自監督下，用醒目的標題宣告：「毛澤東同志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到1943年底，毛的畫像已經隨處可見，而且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的畫像張貼在一起。有些黨的幹部開始佩戴毛的像章，他的側面頭像還以金色浮雕的形式出現在延安一座大禮堂的外牆上，還有人譜寫了毛的頌歌：「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

1945年4月，相隔17年後，中共再次召開全國代表大會。與會代表中，有數百人經歷了整風運動的迫害，還有人被毛的忠實擁護者所取代。在一片頌揚聲中，毛入選所有黨的最高領導機構，「毛澤東思想」也被寫入黨章。劉少奇在開幕報告中，提到一百多次毛的名字，並宣稱他「不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

整風運動持續了兩年之久，幾乎無人倖免，經濟發展因此陷入停頓。令情況雪上加霜的是，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中央政府停止了對延安的財政撥款。從1937年至1941年，延安政權的運作主要依賴外部援助，其中重慶的撥款占到75%至90%。此外還有史達林的默默資助，1940年為35萬美元，1941年更高達100萬美元。但遭到德國入侵後，蘇聯的援助也隨之消失。

失去蔣介石和莫斯科的資助後，中共不得不學會自給自足，但問題是他們控制的地區人口稀少，異常貧困。延安地處黃土高原，鬆軟的黃土裡長著些稀疏的灌木，就連低矮的樹木都很少見，農民們世世代代只能在山谷和山腳開闢小塊農田，以此來維持艱難的生活。如今，為了供養共產黨的領袖、幹部和士兵，他們不得不更加賣力地勞動，同時還被迫抽出時間參加各種群眾大會，一邊歌頌共產主義的好處，一邊聲討反革命間諜。 （相關報導： 教育與史達林化─到莫斯科才了解什麼是共產主義：《克里姆林宮的 中國急先鋒》選摘（3）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馮客（Frank Dikötter），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米利亞斯資深研究員，並任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最新著作《紅曦照耀中國：共產主義征服中國的歷史》（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