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讀數學和物理出身，離開學術象牙塔之後，十餘年職業生涯，用最多經濟和法律的知識。我早已忘記那些高等數物理論，但能跨領域掌握知識，靠的是數理思維的訓練。
每次網路上戰文理組，我總會見到一種最爛的反駁，「科學不是真理」。科學從未宣稱自己是真理，科學只是一套相對可靠的系統方法論。
文組去爭論科學是否為真理，反而顯露自卑。廣泛的自卑，正是「救文組」想法的最大盲點。
一、方法論與思維模式的真實對比
科學提供一套可重複驗證、可修訂、可被否證的嚴謹方法。難道文組沒有嗎？
做學問的方法，文組也有。經濟學、法律學、歷史學、社會學，乃至於哲學和文學，都有研究的功夫。
法律學的「法釋義學與邏輯推理」、經濟學的「計量模型與因果推論」，都是極其嚴密的思維訓練。哲學、史學，也都有各自的嚴謹方法論，它們不是科學，更沒必要是科學。
我自學經濟和法律的架構，可能與本科生不同，我看到的是「約束條件下的最適化」和「規範行為與效果判定」。文組的病灶不在沒功夫，而是許多人誤以為「憑感覺寫文章」就是文組。
理組的方法論，是控制變因、可否證性與系統還原。當遇到無法量化、缺乏邏輯規則、受人性或政治因素影響的問題時，容易當機。
文組的方法論，則是脈絡化、詮釋學與批判思維。但若未接受嚴格的訓練，容易流於空泛的主觀感覺，缺乏將想法量化運行的能力。
理組擅長在既定規則下優化路徑，給定一個工程問題，以高速找出最佳解。
文組應該去解決開放系統的問題，真實世界最難的是人心要什麼、利益如何分配、制度如何設計。政治攻防、商業決策、組織管理，都是對人性複雜度的博弈。
近年流行的「系統化思考」、「第一性原理」，幾乎成了理工界與科技業（如Elon Musk）的代名詞。
但這套模型，應該是人類大腦的元語言，並非理組專屬。
文組運用第一性原理，可剝離文化習慣、法律慣例與歷史沉澱，回到人性需求或資源博弈，進行制度設計。
例如，遇到DeFi的法律與金融問題，我會去思考「銀行的本質是什麼？」
如果能夠透過密碼學與分散帳本完成，那麼實體建築、傳統徵信的慣例，都可以剝離。
文組運用系統化思考，比理工科更複雜，因為人類行為有反身性。核心在於，看清長期反饋與非預期後果。
例如，為了減少毒蛇數量，政府宣布每繳一條蛇，可領賞金。線性地想，賞金，人們捕蛇，蛇變少。
然而系統反饋卻是，民眾養蛇，政府發現後取消賞金，養殖戶將無價值的蛇大量野放，結果毒蛇數量更多。這是英國殖民印度時期的真實故事，法國殖民越南時期，則有老鼠的版本。
二、資本現實與高教擴招的結構性困境
學生選填志願，反映特定環境下的實用主義慣習，家長也將教育視為對未來的投資。現代的半導體供應鏈、AI浪潮、地緣政治，形成科技獨大的生態網路，這是現實。
傳統的大學分系制度，以就業為導向的招生，追求高薪的社會價值觀。如果教育體系，變成將文化資本轉為經濟資本的場所，大眾自然傾向科技領域。
文組的困境，跟我當年讀的純粹數學類似，除了研究和教學以外，沒有直接對應的產值，賺不太到錢。
純數與人文，追求心智活動與精神文明的極致，但在資本市場，沒有直接的溢價。
老實說，窮人家孩子要翻身，一律推薦讀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因為他們沒有試錯資本，承擔不起「文化資本無法變現」的風險。
STEM對接全球產業鏈，賣的是明確的技術產值，市場定價透明，不依賴家世、人脈或討好體系的能力。
對於沒有資源的年輕人來說，當工程師，是靠個人努力擠身中產階級勝率最高、風險最低的一條路。其次是法學和商學，也有較明確的技能對應產值，或容易對接資本槓桿，賭肥尾分布的暴利。
現代社會從「財富分配」轉變為「風險分配」，個體必須自負盈虧，承擔風險。
從階級現實來看，我們必須坦誠，理工科系依然是普通家庭獲取中產階級門票的階梯。人文則逐漸回歸其本質，更像是高天賦者或無後顧之憂者的精緻追求。
你可以主張，教育應對接經濟發展與產業即戰力。也可以主張，人才結構斷層將損害長遠競爭力。
- 文組是否具備社會影響力的代表人物？
- 政府投資源量產文組大學生，是否存在相應的產業？
- 當文組畢業生無法在市場定位，是否轉向政治尋租或社會對立？
二十世紀，有許多知名的人文學者，如錢穆、殷海光、余英時。當時人文學科肩負著理性啟蒙，與文化認同的使命。
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引入量化評鑑制度，薩伊德筆下那種「公共知識份子」，逐漸被學術官僚取代。甚至，學術界輕視普及寫作，導致知識與大眾脫節。
失去公共語境的人文學科，如《槍砲、病菌與鋼鐵》這類，具備大歷史觀的著作。最終，將話語權讓渡給社群網紅和政治動員。
另一個角度，自古以來，能讀文史哲的人本就是社會菁英，往往擁有家族背景，或來自統治階級。
1990年代高教擴招，人文教育也變成大眾通用教育。如今，每兩位大專生有一人唸科技，各種文組瓜分剩下那一位。答案很明確，科技業需要大量技術勞動人口，市場不需要百萬個文史哲研究員。
翻車魚卵的命，幾億顆長一個巨物，其他都是飼料。
回顧漢代太學，起初招生數十人，後期擴編數萬人。無用之用無處實現，就成為社會的責任跟報復社會。王莽托古改制，正是知識份子階層，為了自己創造職缺與合法性，推動激進政治改革的歷史宿命。
放眼台灣，當人文科系畢業生在一般市場拿相對低薪，而政治側翼、社運團體，甚至教授學者，成為能獲得標案和計畫的權力管道。
三、AI 時代下的文組重構與政策謬誤
現在，我們來拆解文組的本質。人文學科的核心不在於背誦歷史、解析文本，這些正是AI最擅長取代的。
傳統高教陷入了「維持性創新」的困境，不斷產出極度細分、小眾的學術論文，距離市場現實越來越遠。大眾知識平台加AI，則是「破壞性創新」，以極低成本滿足了大眾對歷史、哲學與人文轉譯的需求。
別搞什麼「文組學Python」課程了，人文學科必須是決策與制度設計的訓練場。
AI解決了How（怎麼做），但What要做什麼，與Why（為什麼而做），需要人文洞察力。AI倫理、資料隱私、交易機制、國際博弈，這些全是高科技產業走向全球化時的軟肋。
教育部計畫無法提升人文科系的薪資預期，單靠跨域政策，對改變學生選系誘因有限。資源必須集中培養「引導與規範科技」的高階跨域人才，文組才能發揮高邊際價值。
跨域計畫，是真能橋接兩種文化，還是將科技工具硬套在人文研究上？一個可能的劇本是，學校為了拿「高教深耕計畫」的政府補助，會包裝出各種「跨領域學位」。
最後重蹈「漢代太學爆量／翻車魚卵」的命運，增加無效供給，反而讓學生在職場更焦慮。
市場出清與文組的真正歸宿
當高科技業極度缺人且薪資高昂時，學生選擇STEM是最理性的市場反應。強行透過政府補助來維持這些科系，只是用納稅人的錢在人為延緩市場出清。
我們不妨先承認人文學科的學術研究，本質上是少數精英的志業。能產出深刻思想、歷史大作的人，仰賴頂尖的天賦、極致的訓練，或優渥的家庭試錯資本。
（看看你那些學音樂的富二代朋友。什麼，你不認識？這就是社會學教的階級差異。）
當高教擴招把「人文學科」當成「大眾普及教育」，每年量產幾萬人時，本就違反人文學科的發展規律。
不搶救，讓不具備市場競爭力的科系自然縮編、停招。留下來的少數頂尖學者與真心熱愛的學生，才能獲得集中且高質量的資源，不再被大量的「翻車魚卵」給稀釋。
具備實質價值的人文能力，市場本來就會給出極高的溢價。
反之，如果某個學門產出的知識，既無法解決現代社會的問題，又無法提供市場買單的價值，只靠政策補助存活，那麼被淘汰是必然的結果。
＊作者曾任策略顧問、時事評論員和發言人，現為全職交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