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長安城，傳奇敍事的核心：《如夢錄》選摘（3）

歷史上西安輝煌的日子，當然是宋代以前，作為千年國都的長安時期。經過戰亂，又喪失國都地位以後的長安，一度相當凋蔽，這番景象曾讓許多身歷時代變遷的詩人感慨係之，發為吟詠。此後，全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逐漸東移南遷。宋代以後乃至明清，西安的規模已較長安時期遠為縮小，雖仍是西北重鎮，但風華絲毫難與長安時期相比。〈長安夜行錄〉投射的就是這種狀況。進入二十世紀以後，論及西安，總以宋代以前為重，除了西北地理學的風潮以外，宋代以後的情況就更少受到討論了。

以上所述基本上是由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而在文學、文化的層面，情況也是類似的。我們便以敘事文學的表現為例進行討論。唐代的長安其實在敘事文學的發展上有關鍵性地位—若沒有長安文化，便沒有唐傳奇。

傳奇當然意不在傳寫現實情境，但傳奇的內容卻往往與長安的城市細節相關。

早有學者指出，唐傳奇的作者多有長安體驗，他們的作品不但呈現長安城市的結構與文化，其情節與人物也與長安城緊密聯繫。例如，傳奇故事會出現長安真實存在的坊名或街名，而且安排特定地名富有特定含義，讓都市場景的設定關係到人物的行為、語言、房屋、用品、服裝等。

曾留學陝西師範大學的日本學者妹尾達彥在討論〈李娃傳〉時，便通過文本分析，說明小說如何呈現長安城市結構的變化以及城市的庶民文化。透過對小說情節的介紹，妹尾指出小說中出現了許多長安街道的名稱，包括布政坊、東市、西市、平康坊、鳴珂曲、宣陽坊、天門街、曲江池、杏園、安邑坊等。妹尾並進一步證明，長安街道乃是貫穿小說的舞台背景。

簡單的說，男主人翁鄭生由江南進入長安，落腳於繁華的西市附近，隨後在華麗的街東邂逅李娃，床頭金盡後，淪落於街西的社會底層，最後在李娃扶助下一舉及第，回到街東，成為上層階級的官僚。妹尾認為，正是因為唐代後期長安城市各區空間在功能上有所區隔，所以小說中出現的諸多地名皆有特定聯想，而與情節發展有所呼應，為小說增添現實感。這種將城市空間與小說情節緊密結合的經營，實與作者白行簡豐富的長安經驗有關。由妹尾所分析的例子可知，在這個時期，長安這個空間可說是傳奇敘事文學的中心。

宋以後，尤其明清兩代，正是中國敘事文學飛越發展的時期，白話小說橫跨雅俗，在出版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然而，此時小說的重心卻早已隨著經濟與文化發展的趨勢，遠離關中地區，完全向東南位移了。小說的作者往往出身南方，出版商多數設在南方城市，作品訴求的書籍市場（讀者群）以南方城市為主，小說評點者的活動區域主要也在南方，而當時的西安，似已自小說的舞台隱身。若對白話通俗小說的發展史作一鳥瞰，此一情勢即昭然若揭。當然，仍有不少小說作品牽涉到長安的背景，但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對漢、隋、唐時期都城長安的投射，而與小說產生當代的西安沒有關係。 （相關報導： 把胡椒、茶葉當作薪水？史上最奇葩的發工資方式大揭密，在明朝當官恐怕比現在的22k還慘 ｜ 更多文章 ）

另一個必須考慮的因素是唐代長安本身的城市特質。學者以長安、開封分別代表唐型與宋型城市，前者為棋盤城市，後者則是開放城市。也就是說，長安的街區和街道是嚴格棋盤結構，設計的目的是控制和限制人口，因此街道的主要用途是儀式性遊行，而貴族享有空間使用的絕對控制權。在宋代，貴族和仕紳都對貿易及商業有積極作用，共同控制城市，因此街道設計較為開放，到處都可能發展為市場。棋盤城市在宋代以後已完全讓位給開放城市。城市類型的變化實與小說的鋪展可能性息息相關。宋代以後敘事文學越來越貼近常民以及日常生活，明清小說更在人情物理與日常生活的表現上發揮極致，以是，唐代長安典型的棋盤城市性格不適合小說表現常民生活，明清西安的風采又已不再，也無怪古都在小說中虛位化了。

為了討論的方便，我暫時以一個較粗略的方式，用以下的類別來概分明清時期與隋唐長安有關的通俗小說。首先是歷史演義類。這一類的作品極多，如《隋唐演義》、《薛仁貴征西》、《粉粧樓全傳》等等，因為小說設定在隋唐時期的開國與征戰故事，自然與國都長安有關。與歷史演義直接聯繫的是以歷史人物武則天或狄仁傑等為中心的小說，這一系列的作品可能以俠義、公案或者色情小說的形式出現，例如《濃情快史》、《武則天外史》、《武則天四大奇案》、《蓮子瓶演義傳》、《綠牡丹全傳》、《隋煬帝豔史》等等。不過，這些作品中的長安城只是空洞的名號，不像唐傳奇中的長安有實際的指涉，更不能塑造城市的性格。

理論上來說，落在才子佳人小說與人情小說類型中的作品，因為情節必然涉及人物在社會中的活動，因此作為場景的長安城，就算遠遠不如杭州、蘇州、南京等城市在明清小說中得到豐富的處理，但總是比較可能呈現一些城市的情感與色彩。這類作品其實不多，因為明清時期的才子佳人小說與人情小說，不論設定的時代為何，空間上實以江南為主。少數的例子有《玉樓春》（講唐代宗年間故事）、《二度梅全傳》（講唐肅宗年間故事）、改編自傳奇的《燕子箋》、《章臺柳》（以安史之亂為背景）等。明初已有《燕子箋》平話小說，後來阮大鋮的《燕子箋》傳奇就是本此敷衍而成，現在所見的《燕子箋》小說刊刻於清代，大致仍維持原來的情節。小說時代背景是玄宗年間，茂陵才子霍都梁本是霍去病後裔，流寓西京，他與閨秀酈飛雲、妓女華行雲在安史之亂中有一番才子佳人的遇合。雖然小說的時代背景是安史之亂，人物都出身長安及其週邊地帶，但是「長安」仍只是當作一個地方的套語。例如「話說長安一個妓女」（第二回）、「話說長安一個書辦」（第四回）云云，雖然交代人物的出身環境，但是對他們活動的場所卻沒有實存的描述。《章台柳》本於唐傳奇，時代背景同樣是天寶年間，敘述才子韓翊因應試而流寓京師，與柳姬在安史之亂中的遇合情事。長安城在這部小說中的身影仍然模糊，但是或者因為有唐傳奇為本，因此若干與長安有關的地名便偶爾出現，例如韓翊與柳姬二人在「法靈寺」相遇結合，韓生隨軍征討安祿山，柳姬到「青門」送行，直送到渭河邊上（第七回）等等。當然，這種處理離真正城市特質的表現，還有很大距離。

另一部可以留意的小說是《玉樓春》，這是一部明末或清初的作品。小說情節是奇情式的，雖以唐代宗年間為背景，但對情節牽涉的長安與洛陽都沒有具體描寫。唯有小說第一回提到按照「東京風俗」，二月二十五日要踏青，稱為撲蝶會，這倒講的是洛陽風光了。而書中所述細節，則多與歷史不合，例如科舉制度等，都不是唐代的情況。若干地點倒是實有其地，例如第三回提到主人翁父子在長安「章敬寺」作寓，該寺確為唐時所立之名寺。至於《二度梅》，這是一部比較為人熟知的作品，在民間也有相當影響力，尤其女主人翁陳杏元和番的情節，可以說是家喻戶曉。小說以唐肅宗年間為背景，講的是盧杞迫害忠良的故事，而以忠臣之後梅璧與陳杏元的離合為主線。與《玉樓春》相似，《二度梅》在觸及制度時，皆代以明清的情況，而小說對長安這個空間幾乎是完全不處理的。總體看來，這一類以才子佳人遇合為主線的小說，容或以特定歷史時空為背景，但並未能在細節鋪陳上經營空間的表現，作為舞台主景的長安因此只是徒具虛名。 （相關報導： 把胡椒、茶葉當作薪水？史上最奇葩的發工資方式大揭密，在明朝當官恐怕比現在的22k還慘 ｜ 更多文章 ）

＊作者胡曉真，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博士。主要研究領域是明清敘事文學、清末民初文學與女性文學。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如夢錄：明清敘事文學中的城市與生活》（允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