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文學與專業領域突破禁區的盟友：《劉曉波─我沒有敵人》選摘（6）

二○○五年，中國數個城市爆發民眾上街抗議日本之事。人們反對日本教科書未正視二次大戰時日本侵華的史實。劉曉波調查了其中幾場抗議，寫了〈召之來揮之去的反日風潮〉一文。他發現其中許多場示威，儘管被官方媒體說成自發，但其實是當局所策劃和管理。參與抗議的學生搭官方供應的巴士去抗議現場。該搭巴士返回校園時，他們已準備好離開。政府分發「背景資料」單給外籍記者，讓他們輕易進入現場，但攔住本國記者，告訴他們只能刊登使用了官方認可之語言的簡短通知。換句話說，世界該知道中國人民對日本非常火大，但不該讓中國人民產生街頭示威合法的觀感。劉曉波扼要寫道，在中國，只有兩種街頭示威獲准：國慶日神采飛揚的制服遊行和當前反日示威之類的「愛國示威」。後一類示威的參與者穿便服，可能會丟石頭或推倒車子。這兩種示威看來大不相同，但都是中共政權所推動。

劉曉波發現，官方主辦的運動賽事是民族主義受到鼓勵的另一個場域。從二○○一年北京贏得二○○八年夏季奧運主辦權到二○○八年北京奧運舉行，中共政權的宣傳機器卯足勁生產愛國主義，使愛國主義成為公眾意識裡的主要議題，把這份榮耀和政府聯繫在一塊。別種看法被官方壓下；目標是製造出只有一種聲音的統一中國。這個信息也被投放到國外，以美化中共政權的形象，提升其威望。劉曉波說，「凡是獨裁國家舉辦大型國際賽事，當政者的首要考慮一定是政治性的。」

奧運會的開銷，未經掏腰包的人民同意就付出，而且巨大。建設漂亮露天體育場和設施只是開始。還有訓練運動員以盡可能多拿奧運金牌所需的龐大開銷。二十一世紀初，中國政府仍在使用蘇聯所建立的手法：為國際賽事做準備的體育活動由政府一手掌控；各級政府的「體育委員會」控制資源；政府「照顧」所有運動員和教練；拿下永不嫌多的榮譽是重要的政治目標。在二○○一至二○○八年的中國，很清楚的，奧運金牌數的多寡會被視為衡量國力和其人民活力的指標。成本在所不惜。

奧運舉行時，中國官方媒體關注的焦點不是體育、健康或奧運精神，而是大國夢。目光全擺在金牌上。金牌數被認為攸關民族自豪，但在劉曉波看來，失去的正是民族自尊。政府追求榮光，在乎奧運選手，但對中國一般老百姓的身體健康有多在乎？北京奧運結束時，劉曉波算了一下。中國的奧運支出多於其他任何國家，但可供中國公眾使用的運動場的面積，只有每人○．○○六平方公尺。大部分人只能在公園或路邊運動健身。中國境內六十萬個運動場和露天體育場，不到百分之七開放公眾使用，而且全都在城市。「農民」和「運動設施」這兩個概念分處於不同世界。

奧運選手本身犧牲甚大：

「金牌第一讓華人運動員付出巨大的個人尊嚴和人性的代價。為了奧運金牌，中國運動員從孩童時就被選入官辦體校，進行半軍事化的寄宿式的全封閉訓練，不僅失去了個人自由，甚至不得不放棄親情。 （相關報導： 黎蝸藤專欄：客觀評價中國體育的「舉國體制」 ｜ 更多文章 ）

正如中共體育官員所說，『為祖國贏得奧運的榮耀是黨中央指定的神聖任務』。正是這『神聖任務』，無情地剝奪了運動員的母女之情。例如，贏得柔道金牌的冼東妹是中國隊中唯一的母親選手，她在奧運前的訓練期間，整整一年沒見過她十八個月大的女兒。舉重金牌得主曹磊，連自己母親過世的消息也無法知道，因而錯過了母親的葬禮。奧運備戰也使運動員失去了所有個人生活。例如，贏得體操吊環金牌的陳一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坦承：『你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生活。教練一直都陪著你。人們總是看著你——從醫生甚至到餐廳的廚師。你沒有選擇，只能接受訓練，不讓別人失望。』

舉國體制的強迫性也讓華人運動員付出了慘痛的健康代價。例如，中國的跳水隊員一般在五、六歲就被徵選訓練，但保健醫學顯示，在眼睛發育尚未完全之前的稚齡就開始跳水，眼睛很可能要受到嚴重傷害，因為在落入水中的瞬間，水的衝擊力對視網膜有極大損傷。例如六歲就進入跳水隊的金牌得主郭晶晶患有嚴重的眼疾，視力差到幾乎看不見跳水板，隨時可能失明。」

二○○七年七月，北京奧委會宣布「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作為二○○八年夏季奧運的口號。八月七日，劉曉波和丁子霖宣布一份公開讓人連署的呼籲書「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同樣的人權——我們對二○○八北京奧運的呼籲和建議」，作為回應。該聲明肯定政府在人權上所已取得的進步——例如二○○三年廢除「收容遣送」制度，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中國的二○○四年憲法。但要具體指出政府在人權上真正的作為卻不容易。反倒對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的扼殺更為嚴厲，對人權捍衛者的迫害變本加厲，對貧弱群體權益的的侵犯肆無忌憚 。例如，政府和其官員以「準備奧運」為藉口，未經住戶同意逕行拆掉民房。尊重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的人權，肯定是「同一個世界」存在的前提。因此，必須把「人權」觀納入北京奧運裡。劉曉波和丁子霖未使用「獨裁者」或「獨裁」這兩個字眼；劉曉波很清楚，儘管他本人較喜歡有啥說啥，在為尚未準備好冒同樣風險的人寫草稿時該小心為上。

這份呼籲書得到此前未連署過這類聲明的赫赫有名之士簽名。一九八九年到天安門廣場和學生商談並勸他們勿絕食——但後來被送去秦城監獄關了七個月——的作家戴晴願意連署。一九八○年代趙紫陽擔任黨總書記時作為趙紫陽之高級幕僚的鮑彤也是。鮑彤主持趙紫陽所設立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一九八九年春爆發支持民主的示威時，鮑彤和趙紫陽一樣反對以武力對付抗議者，因此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還未開槍鎮壓時，就遭羈押，送到秦城監獄。鮑彤是八九年春季事件中被捕的最高階共黨官員（趙紫陽遭軟禁在家，儘管受到非常嚴密的看管，未遭正式逮捕）。鮑彤因「洩漏國家機密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七年，一九九六年獲釋後仍受到嚴密監視。他被捕後就未再和趙紫陽見過面。 （相關報導： 黎蝸藤專欄：客觀評價中國體育的「舉國體制」 ｜ 更多文章 ）

鮑彤身居高位，卻和劉曉波有私交。一九八六年，在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的一場會議上，有人指名道姓批評劉曉波，鮑彤站出來為他說話，那時兩人還未見過面。他說他讀過劉曉波的一些文章，認為這個年輕人只是想把事情弄清楚——沒必要動輒製造政治案。鮑彤二○○六年後遭嚴密監視期間，劉曉波心想鮑彤可能會覺得孤單無聊，於是開始打電話給他。鮑彤家離劉曉波家走路只需十五分鐘，於是有天劉曉波和劉霞去看他。房門口五、六名警衛攔住他們。但鮑彤走出房子，看出怎麼回事，輕聲說出「明天兩點麥當勞」幾個字。隔天，在位於他們兩家房子之間的麥當勞，兩人終於見上一面——身後各有便衣監視人員跟著。從那之後他們每個月如此碰面，但從麥當勞轉移到劉曉波喜愛的某間茶館。

武漢作家胡發雲是劉曉波另一個重要的新盟友。胡發雲二○○五年就以長篇小說《如焉@SARS.com》出名。該小說以二○○三年SARS 危機為故事背景，以犀利筆法回顧中共革命、檢視當今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其中有些知識分子願意誠實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其他知識分子違背良心而犬儒化。《亞洲週刊》將此小說評為「二○○六年十大中文小說」之一，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則將它列入「二○○六年違規書」，但未說明原因。

胡發雲於〈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同樣的人權〉呼籲書出現後才幾小時，就發了封電郵給劉曉波，說他想連署。已是胡發雲之著名小說粉絲的劉曉波敬佩他的勇敢，寫道，「胡發雲先生的被禁小說《如焉》，是對六四以來的文學禁區的巧妙突破，那麼，他參與自由知識界群體簽名信，就是對公共參與禁區的直接突破。當越來越多的知識人，既敢於在自身專業內突破禁區，又敢於在公共參與中突破禁區，一個獨立的中國知識界必將出現」。從劉曉波與胡發雲結為朋友一事，可看到他要把觸角深入文化界、藉以壯大人權運動的決心。

但劉曉波得到的另一個盟友，係聰明且活力十足的人權律師高智晟。二○○三年高智晟為陝西民營企業開採自己油井的權利辯護，自此聲名大噪。該權利於「改革開放」頭幾年得到承認，後來省政府突然收回，油井業者隨即抗議。高智晟接下已因為代表油井老闆發聲而被控犯了刑事罪的馮秉先的官司案。此案被視為測試民營企業在中國能得到法律多大程度保護的重大案子。最終政府勝訴，馮秉先判刑三年，但高智晟無畏於當局的律師形象自此確立。他和他在北京智晟律師事務所的同事接下其他維權案，並非每次都打贏官司，但始終全力為被告辯護。

高智晟打的最著名官司，二○○五年發生於廣東。案件起因是該省太石村民發現村委會主任嚴重貪汙。九月二十六日，高智晟和另外六個人權律師成立「太石村法律顧問團」。智晟律師事務所的聰明律師郭飛雄前來幫忙。最終有四百個村民連署了要將那個腐敗官員撤職的請願書，立即招來的結果是約十二名抗議者被捕，郭飛雄是其中之一。村民馮秋盛大為光火，決定用法律反擊。他找了一群人研究政府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有一天，他爬到村中的碎石堆上頭，對著歡呼叫好的村民逐條念出該法。九月十四日，《南方日報》（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刊出一則報導，讚許馮秋盛在石堆上闡述民主。村中一些老婦人擔心證明貪汙事實的財務記錄被人從村委會辦公室拿走，於是全天候占據辦公室。但同樣的，當地地頭蛇贏了。他們叫來警察，奪回辦公室，把一些人打到流血，逮捕約十二人，包括站在石堆上講話的馮秋盛。

國際媒體發現太石村之事，開始追蹤。當地官員因此受到壓力，有幾天時間陷入僵持，數人被羈押後旋即獲釋。人在附近廣州的教授艾曉明站出來支持這些村民。劉曉波寫了〈記住太石村鎮壓者的名字〉、〈太石村罷官，誰是真贏家〉等幾篇文章。九月十三日被羈押的郭飛雄，終於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不予起訴」獲釋。太石村民揭露中國農村的問題，讓世人認識中共政權所宣揚的「鄉村民主」大抵是自吹自擂。他們欲罷免一位貪官未能如願，但此事，連同當時中國境內其他案子，仍可視為「有用的失敗」。

高智晟也為法輪功案辯護，而這或許是當時律師所能做的最挑釁當權者的事。二○○五年秋，他寫了三封公開信給胡錦濤和溫家寶，表達對政府殘酷鎮壓法輪功（包括對法輪功成員用刑）的不滿。北京市司法局的回應，係於二○○五年十一月四日令高智晟的律師事務所停業一年。兩天後，劉曉波發表其文章〈高智晟律師的啟示〉，在其中指出，四年前的二○○一年，中央電視台和司法部才共同將高智晟評為「全國十佳榮譽律師」之一，這時他反倒成了當局的肉中刺，而「在高律師個人與整個獨裁制度的對抗中，官權的齷齪和陰暗，盡顯一個末世政權的病態驚慌；而高律師為自由信仰和律師尊嚴的代價付出，凸顯的卻是一位有良知的法律人的從容不迫」。二○○五年底，「中國維權律師」集體榮膺香港《亞洲週刊》的「年度風雲人物」獎。報導此獎的文章提到高智晟和其同事郭飛雄，以及許志永、滕彪、莫少平、浦志強、陳光誠和另外七人。 （相關報導： 黎蝸藤專欄：客觀評價中國體育的「舉國體制」 ｜ 更多文章 ）

＊作者林培瑞（Perry Link），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榮休教授，現任教於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吳大志（Wu Dazhi），劉曉波長年友人。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我沒有敵人：劉曉波的生平與遺產》（印刻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