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三年（1738年），中國的新生兒數量大約在800萬左右。那是一個人口正在爆炸性增長的時代——1.5億人口的中國，即將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膨脹到4億。
此後，中國的人口一路高歌猛進，1960年代每年新生兒童一度接近3000萬人，並在283年後的2021年，達到峰值14.1億。
人口總數達到峰值僅僅5年後，中國國家統計局1月中旬公布的數據顯示，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僅為792萬，創下1949年以來的最低紀錄。
「中國的出生人口已經跌回乾隆三年的水平。」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研究員易富賢的言論激起熱議，這種對比的犀利之處在於時代的交叉——當年只有1.5億人時的人口上升期；現在是14億進入了人口萎縮期。
更令人錯愕的是對比：十餘年前，中國官方預測全國人口將在2033年達到15億的峰值。如今，不僅峰值提前了12年到來，而且比預測少了將近1億人。
一個問題浮出水面：在東亞諸國，生育率下跌比比皆是，但中國人口下跌之快，預測之失準，還是非常突出，這背後究竟是因為什麼？
失準的數據
2007年1月，中國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發布了一份由300多位專家、歷時兩年完成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這份報告的核心結論斬釘截鐵：中國人口將在2033年前後達到15億左右的峰值。
報告還提到，低生育水平「反彈勢能大」，並強調需要在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時進行工作機制創新。在當時的政策語境中，計生部門也反覆強調不能因為生育意願下降就放鬆政策。
但現實很快與這套判斷拉開距離。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口徑的總和生育率為1.18，但後續研究與討論中這一數字被上調到1.63。主要是因為當時存在「超生漏報」的情況，所以要將數據上調。
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指婦女一生中平均生育子女的總數，是衡量人口結構的關鍵指標。國際上以2.1作為維持人口穩定的「世代更替水平」。
此後偏差還在顯現。2013年11月，17位頂尖人口學家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稱，如果實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將超過4.4。時任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更是預測，全面二孩將導致每年出生4995萬人。
基於這些預測，中國在2014年僅實行了「單獨二孩」政策——只允許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夫婦生育二孩。
2016年，中國終於全面放開二孩。當時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等15位專家預測，生育率將在2018年達到2.09的峰值。
現實呢？即便按照《衛生健康統計年鑑》中的數據，2018年出生人口也只有1362萬——生育率約1.4，遠低於預測，總數更與「4995萬」相去甚遠。
官方的預測大幅失準。易富賢對BBC中文說，「說明現有中國人口學的學術範式存在嚴重問題。」
斷崖式下跌的原因
日本的生育率從1.45（2015年）緩慢下降至1.15（2024年），用了整整九年。韓國、台灣和香港雖然同樣面臨少子化困境，但它們的下降曲線相對「溫和」且可預測。
相比之下，中國在新冠疫情後呈現出一種「斷崖式」的暴跌。2024年出生954萬，2025年驟降至792萬，單年跌幅超過16%。這種速度和幅度，在和平年代的人口史上極為罕見。
易富賢認為，中國疫情後的「斷崖式下跌」，未必意味著生育意願在短期內突然崩塌，更可能是此前多年統計口徑與現實之間的偏差，在近幾年被集中「擠出」。
他常用山東作例子：全面二孩實施後的2016年，山東上報出生人口從2015年的約123萬躍升到2016年的約177萬，增加約54萬；這一增量占到中國當年出生增量的很大比例。按常理推算，這批孩子在六年後（2022年）應進入小學，但他對照地方教育數據後指出，山東的小學招生並未出現與「2016出生高峰」相匹配的擴張，甚至出現回落（-5%），因此質疑「2016年暴漲」的出生數據是否真實反映了當年的新生兒規模。
在他看來，關鍵問題在於統計邏輯：過去在嚴格控制生育的年代，基層可能存在「超生漏報」，官方解釋往往是「調查得到的生育率偏低、需要修正」；但當2016年以後限制「超生」在制度意義上基本退出，類似漏報邏輯就難以繼續解釋為什麼出生數仍能被維持在高位，於是他認為部分年份的出生數據可能存在系統性高估。
為了繞開統計口徑爭議，易富賢還會使用「第三方硬指標」做交叉驗證，其中最典型的是卡介苗（BCG）接種數據：他強調在中國新生兒通常需要在出生後很短時間內接種卡介苗，因此疫苗接種規模可作為觀察出生人數的參照。結合「一支卡介苗可供約1.2—1.5名新生兒使用」的實際操作範圍，他據此推算認為，若用疫苗數據反推，新生兒規模在2018年前後可能已明顯走弱，人口負增長也可能早於官方後來承認的2022年出現。
把這些證據串起來，易富賢的核心結論是：與其把近年的下滑全部解釋為「疫情衝擊後的突然變化」，不如理解為——此前被高估的出生數據與真實趨勢之間的差距在近幾年集中顯現，於是看上去像「斷崖」。
除了數據層面的「擠水分」，中國還面臨著一些獨特的結構性困境，使其人口下滑的速度快於東亞鄰居。
然而，諷刺的是，儘管男性過剩，高學歷女性卻面臨「剩女」困境。2010年，6歲兒童的性別比為119:100（男多女少），但當這批人在2022年進入大學時，本科錄取的性別比卻變成了59:100（女多男少）。這種錯位導致低學歷男性找不到妻子，而高學歷女性又不願下嫁，婚姻市場陷入結構性失衡。
人口品質替代數量？
面對生育率下跌、人口持續負增長的現實，中國官方敘事開始強調「高質量（品質）發展」。在國家統計局人口與就業統計司司長王萍萍對2025年人口數據的解讀中，她提出中國人口教育水平、技能與創新能力持續提升，並稱中國正從「數量型人口紅利」轉向「質量型人才紅利」。
她舉例稱，2025年16—59歲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1.3年，比上一年增加0.1年，並列舉預期壽命、研發人員規模等指標，強調人口「高質量發展」將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支撐。
與此同時，中國正在進行一場規模空前的「機器換人」運動。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的統計顯示，2024年全球新增工業機器人中，中國占約54%，安裝量約29.5萬台。
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人口老齡化並不必然拖累經濟。他撰文指出，中國人均GDP仍處較低水平，通過技術升級與產業升級帶來的「追趕式增長」，足以對沖勞動力減少的影響。他強調，關鍵不在於勞動者數量，而在於「有效勞動」——即勞動力數量乘以教育水平。
人口學家、攜程創始人梁建章則主張用更大力度的財政手段扭轉趨勢。他在接受《時代周報》採訪時提出，中國應拿出GDP的2%-5%（約2-5萬億元人民幣）用於生育補貼和獎勵。「中國不是生不出來，而是生不起，」梁建章說，「北歐國家在育兒支出上投入GDP的5%左右，效果明顯。日韓的政策力度不夠，中國應該更大膽。」
然而，易富賢對「技術替代論」和「補貼樂觀論」都持懷疑態度。
首先，他強調人口作為消費者的重要性。雖然技術派認為自動化可以解決勞動力短缺，但易富賢指出，中國居民家庭消費占GDP的比重僅為38%左右（遠低於國際水平的60%），人口萎縮將導致內需市場進一步塌陷。「如果沒有足夠的消費者，再高的生產率也無法維持經濟增長。」
其次，他質疑政府支撐大規模補貼的財政能力。他指出，中國「未富先老」，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嚴重，甚至不得不通過對避孕套徵稅來擴大稅源。在財政捉襟見肘的情況下，試圖複製發達國家的高福利補貼不僅難以實現，反而可能因為加稅而進一步擠壓家庭可支配收入——正如日本為了育兒補貼提高消費稅，結果家庭收入占比反而下降。
更重要的是，易富賢認為官方推崇的「新質生產力」政策存在內在矛盾。政府希望通過延長教育年限來提升人力資本，以對沖人口數量下降。但這不可避免地推遲了年輕人的結婚和生育時間。
數據支撐了這一判斷：中國的平均初婚年齡已從2010年的男26歲、女24歲，推遲到2020年的男29歲、女28歲。25-29歲女性的未婚比例更是從2000年的9%飆升至2020年的33%，並在2023年達到驚人的43%。
「試圖用延長教育和技術升級來救經濟，結果反過來進一步壓低了生育率，」易富賢總結道，「這是一個難以解開的死結。」
梁建章也意識到技術樂觀主義的局限。他在育媧人口研究智庫撰文稱，老齡化社會對創新存在一種隱形的「阻擋效應」：當社會由老年人主導時，年輕人的晉升通道被堵塞，創業活力會被嚴重壓制。
一種是易富賢描繪的悲觀前景——中國將「未富先老」，陷入長達數十年的人口與經濟雙重衰退；另一種是林毅夫和技術派期待的樂觀藍圖——中國或許能利用「追趕式增長」的潛力，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在人口減少的同時實現產業升級與繁榮的大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