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耶克的觀點完全錯了，錯得不能再錯。你可以看到威權民粹主義更常出現在政府做得不夠的國家，而不是像斯堪地那維亞那樣，政府做了很多來保護人民的國家。這種極端的自由意志主義、新自由主義，實際上已經把我們帶上通往法西斯的道路。不幸的是，這正是美國今天的前進方向。」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
約莫十多年前，我在YouTube偶然看到兩隻饒舌影片Fear the Boom and Bust與Fight of the Century，有趣的是，進行饒舌battle的兩位主人公，竟是兩位早已作古的經濟學巨擘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與海耶克（F.A. Hayek）。這兩支精彩的影片把高深難解的經濟學與政治哲學思辨，包裝成非常精彩易懂的Rap對戰。而兩位大神爭辯的主題，也是至今仍不時困擾現代社會的難題：當經濟陷入蕭條時，政府政府究竟該出手干預、擴大支出來拯救蒼生，還是該放任自由市場自我療癒？
在Fear the Boom and Bust中，凱因斯化身廣受歡迎的派對狂人，主張「I want to steer markets」，認為經濟衰退時，政府必須以擴大支出的「總體需求管理」來刺激經濟、拯救失業大眾；海耶克的形象則有點像死板的老派學究，苦心警告政府的干預只會扭曲市場中至關重要的價格信號，造成更嚴重的資產泡沫（the boom）與隨之而來的經濟大崩盤（the bust）。
在續集Fight of the Century中，凱因斯與海耶克則化身拳手上場對決，繼續申論面對經濟危機，我們該相信政府的人為干預，還是市場的自發秩序？凱因斯主張市場有其非理性與失靈的時刻，所以政府必須扮演「看得見的手」；海耶克則警告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都將鋪成一條最終通往奴役的險惡道路。
這場爭論不僅僅是學院高牆裡的較量，更深深影響了現實世界。因為從美國總統小羅斯福的「新政」，到二戰後歐洲普遍採納的福利國家模式，無不體現了凱因斯主義的精神，這可能也是Fight of the Century中裁判認定凱因斯「獲勝」的原因；但1970年代的「停滯性通膨」危機爆發，凱因斯的對策顯然也失靈了，海耶克所代表的自由放任思潮（或者新自由主義）這才有機會班師回朝，深刻影響柴契爾與雷根的改革。
雖然這兩支影片的製作人John Papola與經濟學家Russ Roberts顯然更支持海耶克，但這位197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如今卻迎來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挑戰。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去年出版的新書《The Road to Freedom》（通往自由之路），顯然是在向海耶克80年前的傳世名著《The Road to Serfdom》（通往奴役之路）致敬，甚至可以說，這根本是一封寫給海耶克的戰書。
史迪格里茲宣稱海耶克與其追隨者所倡導的「不受約束的市場」（unfettered markets），非但沒有帶來自由，反而正將我們推向「二十一世紀的法西斯主義」，「漸進式資本主義」（Progressive Capitalism）才是通往自由的真正解方。史迪格里茲日前在台灣大學的演說指出，海耶克一派的經濟學家核心主張有三：第一，自由市場和自由企業是促進經濟福祉和個人自由的最佳方式；第二，市場驅動的不平等背後有其道德正當性；第三，經濟自由對於維持政治自由至關重要。
主張放鬆管制、縮小國家規模、讓不受約束的市場力量充分發揮作用的新自由主義，承諾他們的想法將帶來前所未有的經濟成長，並透過「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惠及所有人。這場始於柴契爾與雷根時代的宏大實驗，至今已有四十餘年，對史迪格里茲來說，其結果完全不是海耶克所宣稱的那麼美好，甚至反而把世人帶往了「被奴役之路」。
史迪格里茲將當前西方民主國家的困境，尤其是川普主義（Trumpism）的崛起，直接歸咎於海耶克式的自由主義思想。他認為，新自由主義掏空了社會的根基，最終導致民粹主義的燎原大火。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經濟成長事實上被削減了超過一半，而且所有成長的果實都流向富裕階級。所以新自由主義只是導向更多的不平等，而非任何自由或社會福祉、甚至把我們帶上了通往法西斯主義、通往我們在美國看到的威權民粹主義的道路。
史迪格里茲批評，新自由主義甚至不是一個可持續的制度安排——在環境上、社會上、政治上或經濟上都不可持續。新自由主義更導致壟斷、破壞競爭的基礎、導致社會分裂、鼓勵自私、不誠實，川普就是其象徵。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新自由主義創造了一種會吞噬自身的資本主義，那些不受約束的市場既無效率也不穩定。
至於史迪格里茲所提出的替代方案，則是一種「漸進式資本主義」：承認市場和私有企業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更要重新認識「集體行動」的價值。他所謂的集體行動不只包括凱因斯式的政府干預，更包括一個豐富多元的「制度安排生態系」：非營利組織、合作社、工會、基金會等各種社會組織，也包括大學等學術機構。當然，擁有權力與預算的政府依舊至關重要，因為我們還是需要政府來限制剝削、確保競爭、提供社會保險、投資公共財、處理外部性等負面問題。
另一方面，史迪格里茲也希望透過「制衡體制」的設計（包括獨立的學術機構、自由的媒體等等），防止任何形式（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的權力過度集中，這也是通往「自由、繁榮與美好社會」的穩妥道路。史迪格里茲也重提啟蒙時代以來的理念——對科學的信賴、對法治的尊重、對真理的探求——並感嘆這些價值如今在美國及世界各地，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脅與挑戰。新自由主義實驗的失敗，催生了川普這樣的政治人物、助長威權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更威脅全球和平與繁榮、自由和基本人權。
除了對西方社會從政治理念到政治現實的診斷與對策，史迪格里茲也在台大的演說中也為台灣經濟把脈，甚至批評《經濟學人》關於台灣經濟因為不當的匯率政策陷入瓶頸的「台灣病」分析（他的說法是「經濟學人雜誌的批評是錯誤的」）。史迪格里茲認為，台灣由國家主導、與民營部門合作的發展模式，是一項「成功典範」，他也不認同薪資高低是衡量經濟狀況的唯一標準（而是要包括醫療、教育、基礎設施、預期壽命）。不過他也承認「低利率導致高房價，讓年輕人難以獲得住房，這一點連在美國或其他國家也是如此，只是原因各不相同」。
雖然史迪格里茲沒有把《經濟學人》對台灣匯率診斷的錯誤之處展開來說，不過他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診斷與藥方：透過資本利得稅與土地稅來解決不平等問題。顯然台灣這個「成功典範」對他來說，仍有需要調整之處。為何史迪格里茲對攸關台灣經濟體質的匯率問題輕輕放下？這可說源於他一貫的學術立場，史迪格里茲本來反對發展中國家的匯率政策採取過度市場化、自由浮動的匯率，並在許多場合支持政府介入匯市，以維持具有競爭力的匯率（通常是相對貶值），藉此促進出口、帶動工業化，並累積外匯存底。
從這個角度回看，史迪格里茲之所以拒絕《經濟學人》的「台灣病」標籤，並非他認為台灣的匯率政策完美無瑕，而是因為他從根本上就認同「政府介入管制匯率」這個政策工具，並將其視為一種默許的背書。對他而言，台灣的問題不在於使用了這個工具來換取出口競爭力，而在於沒有妥善運用國家其他的工具（如稅制改革、社會住宅）來處理該工具所產生的國內副作用——也就是資產泡沫與分配不均。他誇讚台灣經濟成就的潛台詞或許是：台灣目前服用的藥方本身沒錯，只是用藥之後的併發症沒處理好。
從這一點來看，我們也可思考史迪格里茲對「台灣典範」的讚美，是否有些「過譽」了？他讚揚了台灣政府成功扶植產業的一面，卻有意無意忽略了長期壓抑匯率的爭議性面向——或者這麼說，台灣政府在匯率政策上的選擇與偏好，恰好與史迪格里茲的學術主張不謀而合，當然就被盛讚為「典範」，但他對採取類似政策、同樣繳出亮麗成績的韓國，恐怕也會給予相同評價。重點在於，當我們為一位諾貝爾大師的讚美而沾沾自喜時，恐怕也要聽進去關於「分配正義仍有改善空間」的迂迴建言（其實薪資還是很重要的....）。否則只是單純沉浸在昔日的成功敘事裡，無視當前模式的結構性風險，恐怕台灣也會染上「致命的自負」。 （相關報導： 台積電大舉赴美投資，會不會傷到台灣「矽盾」？美國學者：那是至少2050年以後的事 ｜ 更多文章 ）
話又說回來，史迪格里茲與海耶克的論辯終究只是一場跨時代的自由派內戰（我總感覺他真正想罵的是川普、而不是海耶克，或者說，如果不是川普，海耶克恐怕也不會被他拿出來鞭）。在這個「左」早就政治不正確，甚至還總是要被加上個「膠」、「蠢」，來彰顯其腦殘（？）與不講理（？）的年代，人們最想看的恐怕不是在左派的老架構底下，談自由理念要怎麼與平等價值進行權衡與微調，直接看左右派的短兵相接可能更為痛快。如果是這樣，那麼文章一開始提到的「凱因斯vs.海耶克」饒舌battle其實後來還有續集，而且是奧地利學派的宗師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與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祖師爺馬克思（Karl Marx）捉對廝殺。前面的冗長介紹，或許也可看作是這三支精彩饒舌影片的推坑文，等全部看完後，再回來聽一遍史迪格里茲的演說，想必會更有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