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台灣地方財政普遍面臨「缺錢又缺權」的困境，高度依賴中央補助，難以落實地方自治。為此，在野的國民黨與民眾黨憑藉國會多數優勢，於2024年底啟動了第一輪《財劃法》修正，核心目標是「做大統籌分配稅款的大餅」，將更多財源下放地方。
根據財政部試算，新法將使中央每年釋出給地方的統籌分配稅款，從約4676億元暴增至8841億元，淨增加超過4165億元。對地方政府而言，這意味著一筆可觀且穩定的「基本財源」，理論上將大幅提升財政自主性，有更多空間投入教育、社福與地方建設。學者也普遍認同，擴大統籌款規模是正確的方向，有助於改善過去中央過度「集錢又集權」的問題。
然而，這次倉促的修法留下了兩大爭議點。首先是技術性的「公式分母錯誤」。由於條文誤植，導致分配公式無法將所有款項分配出去，產生約345億元的「幽靈預算」，中央不能用，地方也拿不到。國民黨團承認此為「小瑕疵」，認為可快速修法解決；行政院則以此為由，批評立法過程粗糙。
其次，新法雖規定「一般性補助款不得少於前一年度」，卻未明確定義是指「補助總額」還是保障「個別縣市的金額」。這個模糊地帶，為後續中央與地方的激烈交鋒埋下了伏筆。
面對統籌分配稅款被大幅削減，中央政府的財政壓力劇增。行政院警告，這將嚴重衝擊國防、長照、健保等全國性政策的推動。為了奪回財政主導權，行政院巧妙地利用了法律的模糊空間，展開了一系列反制措施。
行政院的第一步，是將「一般性補助款不得少於前一年度」解釋為保障「總額」，而非保障各縣市的個別金額。這意味著中央仍有權力調整分配給每個縣市的額度。更具衝擊性的是，中央大幅削減了「計畫型補助款」，從2025年的2,454億元驟降至2026年的308億元，削減幅度近九成。
中央的理由是：既然地方的統籌款增加了，就應該自行負擔更多過去由中央補助的建設項目，如「班班有冷氣」的電費、道路品質提升等。此舉等同於將支出責任轉嫁給地方，引發地方政府強烈反彈。
中央的補助款攻防，激化了朝野對立。在野陣營指責行政院玩弄文字遊戲、變相集權集錢；行政院則堅稱依法行政，並批評在野修法未考量事權劃分，導致財政混亂。戰火延燒下，雙方各自提出新方案，進入全面對抗的階段。
為反制行政院，在野黨於2025年下半年發動第二輪修法，目標是「補上漏洞」，徹底鎖死中央在補助款上的裁量空間。新法案明確規定：
一般性補助款：明確要求保障「各地方政府」的金額不得少於前一年度核定數，直接堵死行政院對「總額」的解釋空間。
計畫型補助款：規定補助比率不得低於過去十年的平均值，避免中央大幅緊縮。
面對在野黨的步步進逼，行政院終於在2025年11月提出自己的《財劃法》修正草案，強調「全面迎戰」。院版草案的核心精神有二：
- 垂直分配與事權相符：擴大統籌稅款規模的同時，也合理調整一般性補助款，並將部分過去由中央補助的事項（如地方常態性建設）回歸地方自辦，強調「錢權相符」。
- 水平分配力求均衡：改採22縣市一致的分配公式，優先彌補地方基本財政缺口，並納入人口結構、土地管理成本等指標，目標是縮小城鄉差距。財政部預估，院版修法後，縣市的財源平均增幅將高於直轄市。
然而，在野黨批評行政院版草案缺乏具體設算表，是「數字黑箱」，並質疑其分配指標仍有利於執政黨縣市，雙方互信基礎薄弱，讓法案前景充滿變數。
回顧整起爭議，很難簡單地將責任歸咎於任何一方。在野黨的修法初衷（擴大地方財源）符合改革方向，但立法過程的倉促與技術瑕疵，為後續的混亂提供了口實，其第二次修法更被視為剝奪中央應對國家整體發展的彈性，有「為反對而反對」之嫌。
另一方面，行政院面對財源被砍，選擇以削減補助款的方式「焦土應對」，雖可辯稱是依法行政下的不得已之舉，卻也激化了與地方的對立，其「先砍再說」的作風，讓「美化數字」、「懲罰地方」的指控不脛而走。直到最後才提出對案，也錯失了早期主導議題的先機。
這場財政改革的羅生門，暴露了台灣政治生態的深層問題：缺乏互信的朝野關係、重政治攻防輕專業討論的立法文化，以及長期被忽視的「事權與財權」劃分議題。當數字成為政治武器，當改革淪為權力鬥爭，最終受影響的，不僅是政府的施政效能，更是全體國民的福祉。這場千億拔河賽，至今沒有贏家。 （相關報導： 批行政院版《財劃法》誤導國人 黃國昌：會退回「要求依法審議」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