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以殺害生命來拯救生命─戰爭讓人喪失良心：《通往投降之路》選摘（2）

午餐時，會議成員分成兩桌，各自交談。史汀生大談他如何憂心大量平民傷亡，如何拯救沉淪的世界，奧本海默再一次深受感動。幾年後，奧本海默回憶起史汀生在「臨時委員會」那次午餐時所講的話，他說史汀生強調：

戰爭讓人喪失了良心和同情心……我們用自滿、冷漠與沉默的態度來看待大規模轟炸歐洲及日本。他對轟炸漢堡、德勒斯登和東京並不感到高興……史汀生上校覺得我們已沉淪到極點，需要新的生命和新的呼吸才能療傷止痛。

午餐時，有人提議可以在投到城市之前，先在偏遠小島或荒漠展示原子彈的威力。這個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如果轟炸機被伏擊怎麼辦？如果是啞彈怎麼辦？如果日本人把美國戰俘帶到試爆地點去怎麼辦？如果日本人根本不覺得了不起又怎麼辦？

有人問奧本海默，如果這樣做，日本人會看到什麼呢？「會看到巨大的核子煙火在高空爆炸，但沒有破壞到什麼。」他說。

有趣的是，奧本海默似乎認為自己的成果不會有什麼大用。在「臨時委員會」開會的前一天，奧本海默遇見匈牙利裔的物理學家西拉德（Leo Szilard），他是率先發現原子分裂威力的科學家之一。西拉德於一九三二年逃離德國，幫助同盟國製造原子彈來打敗納粹。但他後來對原子彈改變了想法，曾到華府懇求杜魯門不要動用。西拉德後來回憶說：

我告訴奧本海默，對日本城市動用原子彈會鑄成大錯。奧本海默並不認同。他講的話讓我大為驚訝，「原子彈是個屁。」「這是什麼意思？」我問他。「嗯，這是個沒有軍事價值的武器。它會產生大爆炸，而且是非常大的爆炸，但這種武器在戰爭中沒有用。」

我們不曉得奧本海默這番話是什麼意思，也許連他自己都不曉得。他並不是很了解自己發明的東西。午餐後，「臨時委員會」轉而討論如何對日本使用這種武器。有人問奧本海默，原子彈在城市上空爆炸會殺死多少人。大概二萬人，奧本海默說。他是用猜的，但他在委員會中被視為專家（事實上，沒有人真的知道原子彈的威力。有人認為只是空包彈，有人認為會點燃整個宇宙）。

史汀生說京都是「絕對不能轟炸的城市」。他強調，「目標是造成軍事損失，而不是殺害平民。」整個會議接下來都在討論這個話題。有人說原子彈的破壞力不會超過李梅的B— 29 轟炸機隊一個晚上的燃燒彈攻擊。而「軍事目標」的定義究竟為何？包不包括工廠？包不包括散布在住宅區的工廠？會議紀錄的總結是：

在多番討論各種類型的目標及其效果之後，部長下結論說(大家都贊同)，我們不能向日本人發出任何警告，我們不能針對平民區，但我們應該讓盡可能多的居民留下深刻印象。在康南特博士(總統的科學顧問，參與曼哈頓計畫甚深)建議下，部長同意最佳目標應該是雇有許多工人，且周遭為工人住宅區的重要軍火工廠。

後來的歷史學家批判這種說法根本模稜兩可，不過是一群人在面對總體戰的道德困境：如何以殺害生命來拯救生命，一時拼湊出來的含糊共識。 （相關報導： 五角大廈首席科學家警告：洲際飛彈威力非同小可！：《核戰末日》選摘（1） ｜ 更多文章 ）

在討論選擇目標時，奧本海默發言相當謹慎。他有說過「爆炸的中子效應將對至少半徑五百多公尺範圍內的生命造成危害」，但沒有提到輻射落塵或輻射線的長期影響。奧本海默自己是贊成動用原子彈的。他相信在這次戰爭中動用原子彈，就可以終結所有的戰爭。戰爭會恐怖到讓人類不得不禁止戰爭。

格羅夫斯將軍也被邀請「列席」會議。他保持沉默。他並沒有指出九千公尺高空的轟炸機根本無法準確擊中「重要軍火工廠」。格羅夫斯是老練的軍事官僚，他在等待時機。他心中已選好地點：廣島。這個地點符合所有對軍事目標的定義，至少按格羅夫斯自己的看法是如此。史汀生確實曾否決掉廣島和另外兩個城市─新潟及「尤其是」京都，格羅夫斯認為這是出於他個人感情因素。但決策可以隨時間改變。廣島是著名的「軍事城市」，日文叫做「軍都」。防衛日本最南端九州的陸軍總部就在廣島，而九州也是盟軍要入侵日本的預定登陸地點。廣島有港口也有工廠，工廠分布在城市邊緣地區，離市中心有幾公里。這些工廠很難攻擊，且都以強化混凝土建造。比較有把握的瞄準點是廣島市中心的一座橋，這裡的容錯範圍比較大，容易在轟炸視距內看見，其周遭皆為木造房屋。

廣島可以完美展示原子彈的威力，周圍的山丘能阻擋並反彈衝擊波，為爆炸製造「聚焦效應」。但格羅夫斯仍不放棄他的頭號選擇─京都。這座舊首都是有一百萬人的大城市。格羅夫斯想摧毀它的理由正好是史汀生想保護它的理由─鏟除日本的文化中心。

第二天，六月一日，史汀生就轟炸平民一事當面質問阿諾德將軍。部長在當晚的日記中寫道：

我找來阿諾德將軍討論B— 29 轟炸機對日本的轟炸。我告訴他洛維特曾承諾我只會對日本進行精準轟炸，但昨天報紙上(事實上是前天，五月三十日)說的東京轟炸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我要知道事實是什麼。他告訴我航空隊遇到的難題是，日本和德國不同，工廠並沒有集中在一起，而是四處散布，鄰近周遭都是工人住宅區。所以實際上不可能在破壞日本軍火生產的同時不殺傷比在歐洲更多的平民。然而，他說他們有盡可能降低破壞。我告訴他有一個城市未經我許可絕對不可轟炸，那就是京都。

阿諾德是在搪塞史汀生。日本確實有些工廠位於住宅區。在日本投降後，李梅說當他走在日本的焦土上時，看到住宅區的灰燼中夾雜著金屬鑽頭和車床鐵架。但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時的家庭工廠已經不多，阿諾德的辯護理由只是為了掩蓋真正的原因：要對工廠和工業目標做精準轟炸是根本做不到的。李梅在三月決定用燃燒彈轟炸城市也是出於同樣原因。所謂一定要用燃燒彈來摧毀工廠只是「很薄弱的藉口」，直率的李梅後來曾不經意吐露。d 28 雖然航空隊後來配備了比較先進的雷達，試圖重回精準轟炸路線，但到戰爭結束時，李梅一共燒掉了超過六十座城市。

史汀生並不知道轟炸行動的來龍去脈，因為阿諾德（還有史汀生最信任的助手洛維特）並沒有告訴他。史汀生也許是年紀太大或太疲倦了，已經沒辦法像年輕時當檢察官或甚至在戰爭初期那樣去努力追問「真相」。管理戰爭部的重責大任、在資訊不充分的情況下不斷做出定人生死的抉擇、在權力的叢林中行進、「對上帝和國家」的終生重擔，這些都已讓史汀生疲憊不堪。

但也許在他內心深處，他根本就不想知道。 （相關報導： 五角大廈首席科學家警告：洲際飛彈威力非同小可！：《核戰末日》選摘（1） ｜ 更多文章 ）

五天後的六月六日，是一九四四年盟軍登陸諾曼第的「D日」一週年，史汀生打電話到白宮找杜魯門，要談S—1的事情。杜魯門說伯恩斯已經把「臨時委員會」的工作向他報告過了，伯恩斯「非常滿意」。 這意思是說杜魯門也一樣滿意。史汀生遂談到令他煎熬已久的議題。史汀生在當晚記錄下這段談話：

我告訴他我在忙著思考我們對日作戰的方式，我告訴他我努力要航空隊採取精準轟炸，但因為日本人把工廠分散，所以無法避免用區域轟炸。我告訴他我對這種戰法很不安，這有兩個理由：第一，我不想讓美國落得比希特勒還殘暴的惡名；第二，我怕在我們準備好之前，航空隊就把日本徹底轟炸到讓新武器毫無用武之地。他笑著說他了解。

杜魯門想必笑得並不由衷。在日記中，史汀生沒有說他在討論S—1時有沒有跟著杜魯門一起笑，但戰爭部長心裡一定很清楚，保留一個村莊只是為了留待日後將其摧毀，這實在相當諷刺。

這兩人都是很會運用權力的現實主義者。杜魯門在政治生涯早期是堪薩斯市黨機器老大彭德加斯特（Tom Pendergast）的重要手下，以縣「法官」（行政長官）的身分大搞私人恩庇主義。 雖然他的品格算正直，他銀行戶頭裡為數不多的金錢可資證明。但當黨機器中的其他人中飽私囊時，杜魯門法官有時就需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史汀生個人相當廉潔，但他的理想主義卻伴隨著一絲無情甚至冷酷。他喜歡單刀直入，喜歡以壓倒性的力量掌握主動、快速達到結果。作為一名獵人，他要殺掉獵物，而不是傷害獵物。在塔夫脫總統任內第一次擔任戰爭部長時，史汀生曾表示：「我喜歡用大砲，不是小槍。如果我要出手，我就要重拳出擊。」他本身也是研究美國內戰的業餘歷史學家，他指責聯邦軍指揮官米德將軍（George Meade）在蓋茨堡獲勝後讓羅伯特．李（Robert E. Lee）的南方邦聯軍溜之大吉。史汀生很高興他的好友巴頓（George Patton）沒犯同樣錯誤，指揮第三軍把德軍從法國徹底趕走（巴頓曾向史汀生租過伍德利莊園的馬廄養他的馬球小馬）。

史汀生和杜魯門都要結束戰爭，這只有三個選項：入侵日本，犧牲許多美軍的生命； 繼續轟炸日本，並用海上封鎖餓死日本人民；投下原子彈。

除非，可以說服日本在被滅亡之前投降。

＊作者伊凡．湯瑪斯（Evan Thomas），美國記者、歷史學家、律師及作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通往投降之路》（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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