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走到這個令人疲憊不堪的時代？倦怠必然牽涉到心靈、身體與環境間的複雜關聯，人類學者、歷史學者、社會學家和文化評論者把歷史過程中的各種倦怠症狀的擴散，包括神經衰弱、歇斯底里、憂鬱症、慢性疲勞症候群（CFS）等等，歸因於「現代社會及其不滿」。工業化、都市發展、官僚體系、自動化生產、快速的交通運輸和生活節奏都被看成是病因，當代的金融資本主義與數位科技、更緊迫的資本競爭、更彈性化的勞動模式等等，似乎也都是倦怠的催化劑或加速器。這樣的判斷理由在於人類的身心能量有限，現代社會的各種認知、情緒、時間和移動的要求和壓力大幅增加，耗盡個人有限的能量。
從一個宏觀的歷史角度來說，倦怠彷彿歷經各個不同生命階段，在不同時代表現不同的樣態，倦怠的研究與診治也經歷了一連串的「典範轉移」，從早期的機械反射理論，到婦產科、內分泌學和免疫學，再到精神分析、心理學和神經內科，在在顯示倦怠相關的身心症狀神秘不可捉摸的本質。這些醫學知識體系與實作牽涉到對於病症的定義、分類、診斷與治療，各自有其政治、經濟、社會和技術條件。對於倦怠的理解不可能脫離醫學，但是我們不可能把它簡化成只是身體或器質性的問題，如同我們也不應該這樣理解精神疾病。有關於倦怠，或範圍更廣的病痛，即便我們不可能完全脫離醫學治療，但是必須關注整個「醫學化」（medicalization）的過程。換句話說，我們應該把倦怠理解為各種人員、話語、行動和權力建構的結果，就是一種「社會受苦」（social suffering），甚至從哲學的層次來說，受苦或痛苦都必然是社會性的。即便各種類型的倦怠在當前的時代裡相當普遍，倦怠作為一種社會受苦或健康的問題不見得已經獲得重視；它在整個醫療體系分工的地位仍然妾身未明，不僅需要長期追蹤，更需要跨科別整合性的診斷和治療。當我們把倦怠視為一種社會受苦，我們更需要像當代最重要的醫學人類學之一的凱博文（Arthur Kleinman）強調的，它沒有「主宰敘述」（master narrative），不是系統性的概念化思考所能涵蓋，應該要更脈絡化，更貼近病痛主體的敘述和實際的社會生活（Wilkinson 274）。
就醫學臨床診斷和治療而言，即便職業倦怠、CFS和憂鬱症有不小的相關性，仍會被區分出各自的症狀。但如果把倦怠當成一種「社會受苦」，一種社會學或醫療人類學的研究課題，醫學上的定義、區分、等級、量表等等，顯然不會是唯一依循的準則，也不會要對「生病」或「健康」、「正常」或「異常」做出明確的區隔。畢竟情感總是顯示個體和環境的關聯，過勞必然意謂著個人身心、生活、工作與社會環境間的衝突。 （相關報導： 上班總是厭世、心累怎麼辦？面對職業倦怠，千萬別被潛意識困住了 ｜ 更多文章 ）
在相當大的程度上，Nike的招牌Just do it!象徵當前主流的社會氛圍或大眾心理：「做了就對！」在購物和旅遊消費、生活方式、生涯規劃、言論表達、性取向、身體與服飾展演、行為和道德規範等等層面「做自己」。用精神分析的詞彙來說，這是一個「禁制性的」（prohibitive）超我讓位給「放任性的」（permissive）超我的時代，「自主」和「個人責任」取代「順從」成為主流的社會價值。當代新自由主義更強調彈性、效率與競爭，對個人專業技能、自我投資與管理的要求也更高；個人的責任感與成就的壓力提高，自我剝削的程度也加深。從這個角度來看，（職業）倦怠突顯個人的努力得不到回報，或者個人的慾望、追求和滿足出現嚴重落差。當代文化的走向把個人的自我滿足和實現提升到中心的位置，但另一方面「競爭」成為人際互動和社會關係的主要動力，如何提升自我在各方面的競爭力變成人生要務，一種內化的社會壓力，耗盡個人內在的能量與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