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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12日，川普在白宮記者會上談到中國同意大幅開放市場，最後一句話語氣輕描淡寫卻餘音繞樑：「I think it's going to be great for unification and peace.」就是這個"unification"—「統一」，引發台灣政界與華府觀察者的同時警覺。
在兩岸語境中，「統一」從來不只是一個語彙，而是一個政策信號。而川普擅長的，正是語言測試與政策調整之間的模糊地帶。
不到二十四小時，他搭乘空軍一號飛往沙烏地阿拉伯，啟動第二任期的首次國際出訪，目的地與2017年首次出訪完全一致。從言語試探到地緣啟動，川普正在構築一個新的節奏：在亞太、中東與歐洲三線同步施力，鋪設一張可以談判、可以交易、可以兌現的全球和平重談網絡。
這不是和平主義的復活，而是「交易式和平主義」的回歸。
從語言出牌到外交落地，川普本週的三項行動具備驚人的時間密度與戰略一致性。這不是一般外交行程的排程，而是一種典型「川普式交易佈局」：每一個訊號，都對應一個談判籌碼；每一個舞台，都設計好一場戰略交換。
1. 語言測試：5月12日，白宮記者會
在介紹中美貿易談判新協議成果時，川普最後補上一句：“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great for unification and peace.” 儘管美國國務院與AIT隨即澄清這裡的「統一」僅指中美市場整合，與台灣無關，但「語言模糊性」本身就是外交訊號的一部分。
對北京而言，這是一種潛在對話門戶；對台北而言，則是政策不確定的前奏；而對川普本人而言，這正是他慣用的「雙重可解讀」語法結構：既可轉化為交易籌碼，又不需馬上兌現。
2. 中東出訪：5月13日至16日，沙烏地、卡達、阿聯三國行
短短四天，川普訪問了三個海灣核心國家，行程幾乎複製他2017年的首次外交動線：沙烏地簽署能源與軍售合約，卡達重申財金合作與軍事協調，阿聯則可能成為亞伯拉罕協議升級的關鍵平台。
【註：亞伯拉罕協議是川普第一任期的重要外交成就，於2020年促成以色列與阿聯酋、巴林、蘇丹、摩洛哥實現關係正常化，為中東地區創造合作框架，也為川普贏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這不僅是軍售與投資行程，更是川普向以色列與美國猶太裔社群兌現政治承諾的開場：打造安全的中東框架，為以色列創造可行的和平環境。
3. 俄烏入局：5月15日，明確釋出介入意願
5月15日，川普結束中東行程、飛往阿聯酋途中，首次對俄烏戰爭公開表態。他對隨行記者表示：「在我和普丁會面之前，什麼都不會發生。」此話針對同日原訂於伊斯坦堡舉行、最終未能成局的俄烏高層會談而發。川普透露，自己曾考慮親自參與該次會談，惟因條件未成熟而作罷。
這番發言不只是評論，而是一種公開的入場宣示。他將自己定位為「必要的中介角色」，釋出願意親自介入停戰談判的明確訊號。與此同時，普丁方面在先前通話中亦對談判表現出開放態度，為未來潛在的三方對話建立初步可能。
這三項幾乎同步展開的動作，構成川普新版「交易式和平主義」的基本結構：透過語言製造模糊空間，以外交強化區域承諾，並以主動介入創造全球談判籌碼。他不是在尋求和平的讚譽，而是在建構一種可兌現、可談判、可主導的和平架構。
從語言試探、中東重啟，到公開釋出介入俄烏談判的意願，川普在上任後的首個月內，對亞太、中東與歐洲三個熱區幾乎同步出手，啟動了全球戰略的重新排序。乍看之下，這些是區域衝突、雙邊互動或常規外交的推演，但若從「交易式和平主義」的角度觀察，這些行動其實共同指向一件事：三邊槓桿的重新配置，以及地緣角色的制度重組。
對川普而言，歐洲戰場代表軍費負擔的轉移與能源供應的掌控；中東則是兌現政治承諾與鞏固以色列安全的關鍵場域；亞太則作為對中國施壓、創造可議價空間的前沿平台。他追求的不是和平的共識，而是一套可互換、可兌現、可主導的和平交換系統。
習近平則有完全不同的戰略設計。中東對中國而言，是能源供應鏈與「一帶一路」運輸通道的戰略交匯點；亞太則是自身核心利益所在，特別是台海與南海壓力的舒緩；至於歐洲，中國則希望透過與俄羅斯的長期協調，穩定歐亞大陸的經濟與物流走廊。
至於普丁，他的當務之急是確保「有限度的和平」——在不喪失戰果的前提下，換取對俄制裁的部分解除，並恢復其在國際秩序中的某種發言權。這種階段性緩和的策略，與川普「不動用美軍、但收穫談判空間」的模式高度契合。
三方的利益雖各不相同，卻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一種可交疊的交換網絡。川普能提供的是軍事壓力的緩解與對話機會；習近平貢獻的是中東與亞太的穩定資本；普丁則用歐洲戰場的降溫來創造轉圜空間。這類戰略交換無需正式簽署協議，也不會出現在新聞標題裡，但它正在改變全球的制度運行方式與風險配置規則。
中、美、俄三方從來不是聯盟夥伴，而是處於結構性張力下的風險交換者。在當前這個戰略斷層與制度信任崩潰的時代，彼此之間唯一通用的語言，不是共同價值，而是可計算的壓力與可協調的讓步。
川普、習近平與普丁，雖立場各異，卻都面臨著內部壓力與外部制衡的雙重挑戰。他們同時承受經濟放緩、民意分裂與國際衝突帶來的消耗，因此都渴望達成一場「有限但可控的妥協」，藉以換取喘息空間與制度穩定。
在中東，川普希望推動亞伯拉罕協議的升級版，為以色列構築新的安全結構，並遏制伊朗影響力的再擴張；習近平則力圖深化在能源與基礎建設上的參與，確保中國對紅海與波斯灣航道的控制權；普丁雖已從敘利亞戰場抽身，仍保有對地區格局的干擾能力。這三方各自的戰略目標，恰好形成了一種互補的穩定公式。
在歐洲，川普期待體面地降低對烏克蘭的援助負擔，透過談判為美國退出戰略消耗提供政治正當性；習近平則需要一個持續運作的歐亞物流通道，以支撐「一帶一路」的經濟後端；而普丁則希望固守既得利益，同時換取制裁鬆動與地緣存在感的恢復。這些不同目標，圍繞著「降低衝突強度」的共識，產生了制度性妥協的空間。
至於亞太地區，川普的語言模糊與政策調整，不僅是在對北京試探，也是試圖以亞太為籌碼換取中俄在其他戰場的合作默契。習近平則希望華府降低軍事動員頻率，營造一個暫時可控的周邊態勢，集中資源應對內部經濟轉型與全球供應鏈重建。普丁雖非主角，但透過與中國的戰略聯動，同樣可在此區域獲得更大的談判籌碼與國際對接機會。
這不是利益重疊的同盟結構，而是一種互補權衡的交易公式。三方皆在不同區域、不同議題上進行有條件地讓步與互換：以有限合作換取制度喘息，以局部穩定換取戰略收益。它不以價值共識為前提，而以權力分配的現實需求為基礎，形構出一種多點互補、分層交錯的地緣再平衡模式。
若要理解川普此次中東出訪背後的真正配對對象，除了以色列與海灣三國，北京才是那個關鍵卻始終隱身的第四方。從能源合作、基礎建設到地緣維穩，中國過去十年在中東佈下的制度節點，正是川普此刻能否推動亞伯拉罕協議2.0升級的潛在槓桿。
自2016年以來，中國對中東的參與早已超越傳統經貿角色。從與伊朗簽署長期石化協議，到在沙烏地與阿聯布局高速鐵路、港口營運與能源設施，中國的身份已由資金提供者，逐步轉變為戰略規劃參與者。特別是在紅海與波斯灣兩大關鍵航道周邊，中國透過一系列物流與基建佈局，正在形塑屬於自己的區域穩定架構。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中國曾積極爭取與以色列發展更全面的科技與港口合作關係。無論是北部港口營運權，還是醫療創新與智慧城市建設領域，中以雙邊曾展開多項實質接觸。然而，隨著美國在川普任內強化「科技國安警戒線」，並向以色列施壓要求限制中資參與，這些合作計畫大多中止或放緩。
即便如此，中以關係始終未進入對立狀態。北京避免升高對以色列的批評，也未將雙邊摩擦擴大為外交事件，反而維持一種低調實用的溝通節奏，成為少數同時與伊朗、沙烏地與以色列保持戰略對話的角色。這種對衝突雙方均不選邊的中性戰略，讓中國在地區對抗升溫時，保留調節與穿透的制度空間。
自2023年起，以色列接連遭遇哈馬斯等巴勒斯坦武裝組織攻擊，包括震驚國際的「10月7日事件」。中國並未譴責哈馬斯，也未對以色列表達公開政治聲援，引發部分國際觀察質疑。但這一立場背後，其實反映的是中國長期維持的「不選邊」原則，而非敵對態度。
對中國而言，中東穩定不是基於價值輸出，而是基於能源安全與物流命脈的戰略參與權。中國深知自身高度依賴波斯灣與紅海的航道安全，因此須維繫與伊朗、沙烏地、卡達等產油國的長期合作，也必須避免因介入巴以衝突而失去其中一方信任。其外交定位，更傾向於「穩定參與者」，而非「情感性立場發表者」。
而在整個伊朗所主導的代理體系中，包括也門胡塞武裝、部分巴勒斯坦武裝組織以及黎巴嫩的真主黨等雖並未與中國有直接聯繫，但中國透過對伊朗的長期經濟與外交支援，實質上對這些地區勢力具備某種「間接性制衡」能力。中國與伊朗的戰略關係，使其在必要時能透過節奏調控與資源安排，影響伊朗對其代理網絡的動員程度。
川普若想穩定中東局勢，繼續推進亞伯拉罕協議的延伸版本，勢必需要這些代理衝突熱點的降溫。而其中，北京所扮演的角色雖不會出現在正式會談桌上，卻可能成為川普宣稱「推進和平」時所仰賴的關鍵環境條件。
習近平不會明言介入，也不會在記者會上承諾協調，但中國對伊朗的節制空間、對區域局勢的間接槓桿，已足以成為川普需要的隱性穩定因子。這種協調不會有正式簽約，也不會舉行高調聯合聲明，但當中東局勢出現緩和時，背後那張穩定的戰略底圖上，隱約可見北京的影子。
川普從來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和平主義者。他不相信聯盟，也不依賴價值共識；但他極度擅長一件事：將戰略壓力轉化為可交易的籌碼，並在彼此信任崩潰的世界裡，設計出一套「和平的交換邏輯」。
2025年5月的這一週，他沒有發動任何戰爭，也沒有簽署任何和平條約。但他卻完成了三場同步推進的戰略演出——用「統一與和平」試探語言邊界，親赴中東重啟與海灣國家的制度合作，並公開釋出介入俄烏談判的意願。這三個舞台看似各自獨立，實則構成一套明確而完整的交易框架：語言模糊創造彈性空間，軍售與基建兌現區域利益，外交出手布局未來紅利。
與此同時，北京在這場布局中的角色雖未浮上檯面，卻清晰扮演著中東穩定的「節奏控制者」：對伊朗的制度節制力、對海灣的基建籌碼、對以色列的克制互動，使中國成為川普不動用軍力卻能維持戰略平衡的結構性外部因素。這種不簽約、不表態、但始終穩定存在的力量，正是「交易式和平主義」得以成立的基礎之一。
這不是舊式霸權的回歸，也不是新冷戰聯盟的起點，而是一場以現實利益為基礎、以地緣槓桿為媒介、以角色互換為運作邏輯的三邊交易。它沒有正式公報，也未必能馬上止戰，但卻透過制度互補與互相節制，構成一種新型的全球權力運行模式。
若這種模式得以延續，它將為後冷戰時代帶來一種與過去截然不同的國際秩序——不再由理念或聯盟定義，而是建立在利益換算、角色互補與衝突管理之上的結構動態。這不是和平的理想主義版本，而是川普式現實主義下的和平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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