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民族政策的失敗,源自一個簡單的道理:不得人心。中國古人有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中共佔領了土地,卻無法佔領人心。中共在形式上控制了西藏和新疆,卻從未贏得那裡的人心。可以說,中共在西藏和新疆的統治,是空洞而無效的統治。
迄今,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仍是凝聚海內外藏人的最大共識。「中間道路」的內涵是,西藏留在中國版土內,惟落實中國憲法里規定的真正自治,儘可能保存、保護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語言等傳統。
如果能接受達賴喇嘛,接受尊者的「中間道路」,中南海大可以從失人心變為得人心,有利於漢藏和睦、有利於國家穩定、有利於中國的國際形象。但中共領導人,頭腦僵化,思維極左,不會變通,失去了以變求通的能力。只會「以不變應萬變」。
按照文革後八十年代的標準,今天的中共領導人,太左了;他們的語言,左得過頭了。那麼,為什麼,他們卻仍在黨內有市場?
其實,這種僵化與左傾,除了思想問題,也與中共高層內部的權力鬥爭密不可分。1992年,名義上退休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曾經說過一句話:「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當時,鄧說這句話,表達對主政的江澤民、李鵬等人的不滿。但鄧死後,中共領導人的表現,一個比一個左。江澤民以左聞名,但胡錦濤接任後,似乎表現更左,到了習近平,表現更是左的離譜。
這要從八十年代說起。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因主張政改、支持民主化,受到黨內保守派的群起圍攻,遭政治老人罷黜,先後黯然下台。胡耀邦心情壓抑,突發心臟病而早逝。趙紫陽則在無情的軟禁中度過十六年慘淡餘生。胡、趙的命運和結局,震懾了後來繼任的中共領導人。改革派銷聲匿跡,保守派翻身成為黨內主流派。
於是,在黨內抓權,需要比賽左,誰左,誰就能得勢,因為,越左,越證明他維護黨的既得利益,越能得到官員、黨員的擁護。這是中共的「掙表現」文化,更是黑社會原理:誰對外越是兇狠,越是殺人越貨,誰就越在黑社會裡有地位。越是能恐嚇外面的人,就越是能恐嚇自己人。中共黨內生態,等同黑社會生態,個個比凶鬥狠。
從思想上而言,胡錦濤未必比江澤民更左,但因江澤民垂簾聽政,胡錦濤權力遭架空,更遭軍頭和政法王左右監控,無論胡錦濤本身有多左,都不得不表現出更左,更維護「黨的利益」,他需要在政治老人面前掙表現,否則,連他自己的身家性命恐都難以保住。同理,從思想上而言,習近平未必比江澤民、胡錦濤更左,但他必須表現得比他們更左,至少要為他名為反腐打虎、實為抓權固權的政治動作做掩護。習近平在全黨面前掙表現,其潛台詞是:我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保黨、救黨、維護黨的既得利益。